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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艰难的秋天 总统日记 1993年10月3日 清晨，我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一种不安的感觉彻夜困扰着我。白宫虽说被民警和特种警察包围着，但它毕竟对莫斯科构成可伯的威胁。 每当我作出某种重大决定，从不再让一些愚蠢的想法所困扰：不妨换一种做法，或许会有别的结果。这是毫无益处的自寻烦恼。决定一旦作出，就别无选择。只能不拆不扣地去执行它，尽力干好，干到底。以前一直是这样。例如，我从未因在10月中央全会（1987年）上的那次发言懊悔过。不错，我难受过，苦恼过。但绝没有被动摇折磨过自己：如果我不登上讲台，我的一生会怎样呢？我作决定时，就如同要往水里跳一样。我不想分析，这是缺点还是优点。 而这一次，似乎在我一生中头一次在脑海里闪现了这样的念头：我究竟做的对不对？是否还有别的方案，能否换一种做法，我是否用尽了一切可能？……俄罗斯对没有法纪的状况已感到厌倦。而第一个全民选举的总统却要违反法律，即便这是不好的、荒谬的，以致使国家陷入崩溃边缘的法律，但这终归还是法律啊。 我把所有的事件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地向前理了理，试图弄清楚，我是否犯有错误…… ＊ ＊ ＊ 9月初。我已作出了决定。对此无人知晓，甚至我周围的工作人员都猜想不到，我已作出了原则性的选择。这佯的议会在俄罗斯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 我知道，泄漏情报是不允许的。对于好斗和正在作垂死挣扎的最高苏维埃来说，总统要解散议会的情报可能成为放到火药桶跟前的火柴。议员们只要能继续执政，他们将不惜挑起任何流血事件，而且不管多大的牺牲都无法阻止他们。 解散议会的命令首先需要法律上的保证。我接通了维克托·伊柳辛的直接联系电话，请他来一趟。在我脑子里已想好了下一步行动的方案和命令的大致提纲。 我请伊柳辛上楼到我这儿来。这意味着我即将启动整部机器。现在，业已调整好的专家班子将着手工作。当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正从2层到3层我这儿来时，还有一分钟，我还可以把这一切停下来。但我根本没有出现这样的念头。伊柳辛进来了，我只用几句话就确切简明地交待了任务，并细心地观察了一下对方。和平时一样，他显得很平静。似乎他接到的任务是起草一份为明年冬天准备饲料的命令。他提了几个问题：吸收多少人参加这项工作？他们可以对文件的实质了解到什么程度？用多长时间起草命令？我回答说：人数要最少，他们分头单独工作，任何人都不应了解文件的实质，期限是一个星期。他点点头，走了。工作即将开始。 在9月最后的日子里，所有的会晤、谈判、外出视察都要依照即将拟出的命令由我亲自审定。许多事情早在7、8、9月份就预先作了安排，有些安排我推迟了，有些事却不能取消，而且我要利用这些早已拟定的措施，更好地为以后的大事作好准备。如在原定的日程表中，曾计划视察塔曼师和康捷米罗夫斯基师。我早就答应过帕维尔·格拉乔夫，到他的精锐部队去看看。当着手起草命令之后，这次视察对我来说就有了新的意义。无论我和战士们谈话时，还是在观看分队出色的军事表演时，以及演习后和军官们会见时，我都一再向他们指出即将有重要大事发生。并问他们：“你们将如何行动？你们将采取何种态度？”当然，我不可能明确地对他们说什么。然而，我已清楚地，可以说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将支持我。不会有背叛。 一个星期以后，命令已起草完毕。在最后阶段，我批准伊柳辛吸收总统法律助理尤里。巴图林参与起草文件。我曾怀疑。是否值得这样做。这倒不是因为我不完全信任他，而是想让尽量少的人家受过重的情报负担，特别是如此重要的情报负担。据我所知，在计算机里有—个专门的系统，它能够保护机器免受多余的、不需要的信息的干扰和破坏。人们为什么会产生心绞痛和失眠，就是因为获取了大量的消极信息的缘故…… 但是。出现了一些重大问题，解决它们需要有专门的法律知识。于是我让尤里·巴图林参与此事。他和以前一样。精确而内行地完成了自己那一部分工作。 我这里又产生了与宪法法院及其在颁布命令之后的地位有关的一些问题。当我第一次向伊柳辛谈及命令的一些要点和与宪法法院有关的问题时，我是这样说明的：在选举新的联邦会议之前，宪法法院停止开会。此后，经过长时间的思索，我明白下，如果我不是禁止宪法法院成员聚会，而是建议它在新的立法机关选举之前不召开会议，那么，表述就更准确。这样，措词缓和，宪法机关也不会感到难堪，而我又完全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此后。就凭着法官们的良心作出选择：要么放弃政治争吵，要么在政治争吵中积极地站到最高苏维埃一边去。 总统日记 1993年9月12日 星期天，12时。在克服危机的道路上，还有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关键性的因素：我吸收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参与这项工作，我邀请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内务部长叶林、代理安全部长戈卢什科和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到莫斯科近郊的老奥加廖沃别墅来。实际上，除了总理之外，战略领导班子的所有成员都聚集到这里了。当时，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正从美国启程回国，他在那里已结束了对美国的正式访问，我约定第二天早晨11时与他见面。 他们是否会支持我？如果某个人不同意，怎么办？反正已没有退路，我之所以要解散议会，并不是因为它使我厌烦。而是这个最高苏维埃已变成了最强大的破坏力量，它已构成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不走这一步。然而，走这一步的代价是什么呢？很多事情将取决于这个星期天聚集在老奥加廖沃的这些人的立场。 维克托·叶林。我信任他，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我知道，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对他这样一个实力部的领导人来说，已经难以忍受了。民警机关也被搞得很紧张。一些苏维埃，特别是那些势力强大的地方苏维埃一直企图把民警机关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我是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认识维克托·费多罗维奇这个人的。例如，他曾向我展示自己的战士在演习时取得的成就，这是令人愉快的时刻。也有令人心情沉重的时刻，那是在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斯科科夫和鲁茨科伊在巴兰尼科夫的积极支持下曾提议让叶林辞职。当时，我曾激烈地反对解除叶林的部长职务。他才刚刚工作4个月，况且犯罪增多，也不仅仅是叶林一个人的过错。把一切罪过都推在部长一个人身上，至少是不公正的。当时，叶林受到了严重警告。此后不久，我又有机会进一步熟悉他，这时我发现他是一个深透、有头脑、并且极为诚实的人。我更不必说，他在民警中很受敬重，更不用说他的专业技能。总之，他是一个十分出色的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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