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95)_叶利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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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

总统日记　　1993年9月19日　　我和格拉乔夫、巴尔苏科夫、科尔扎科夫一起去了市郊的“罗斯”府邸，想在紧张日子到来之前尽可能丢下工作，在森林里走走，呼吸一下莫斯科郊外秋天的空　　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帕维尔·格拉乔夫和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之间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据我所知，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是一位沉着镇静、有自制力，甚至可以说是一位心肠软的人。但他突然愤怒地向格拉乔夫证明，实力部门根本没有为实施即将发布的总统令做好准备。他说，大家的出发点是，我们用不着采取强硬措施，一切都会和平、顺利地解决。如果我们能在第一天就顺利地占领白宫，那简直好极了。但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力争一宣布命令就立即拿下白宫。接着，他大动肝火地问道：如果不顺利怎么办？有谁现实地估计过今后几天内白宫将构成多大的威胁了吗？军事专家们制定的行动计划在哪儿？当实施总统令时，如果某部队站到了议会一边，或者民警机关无法维持住社会秩序，又当如何？可能发生的事还少吗？军人的行动没有经过周密考虑。应进行司令部演练，并制定好安全部、国防部、内务部、保卫总局等所属兵力和武器装备相互协同的种种方案。我们不应事后再对形势作出反应，而是现在就应预先估计到一切。最后，他气愤地说：“作为一个军人，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做好执行命令的准备！” 　　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竭尽全力才控制住自己。他同样不能心平气和地说话。格拉乔夫指责巴尔苏科夫简直对胜利丧失了信心，他带着这样的情绪最好不要参与这样的大事。他说，所有的人都对总统走这一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军队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没有什么可怕的。白宫将是我们的，最后胜利也一定属于我们。　　连我在场也未能使他们控制伎自己激动的情绪。我敬重这两位将军，但这一次，我也控制不住自己，为了制止他们争吵，我也几乎要喊起来。我很理解，大家的精神已紧张到极点。尽管如此，巴尔苏科夫的态度还是激怒了我，为什么现在——在距发布总统令还有两天的时候他还说这种话？！格拉乔夫是对的，带着这样的情绪最好什么也别干。　　我甚至这样对他说：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也许。您现在确实需要休息一下，等一切结束之后，请您再回来工作。　　巴尔苏科夫委屈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如果他能留在克里姆林宫，对事情会好一些，如果我同意，他想继续完成交给他的工作。我点头同意了。　　大家在彼此不满和紧张冲动的气氛中不欢而散。　　＊＊＊　　对于那些日子发生的许多事情，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为什么几乎换了一种看法。　　巴尔苏科夫的“哗变”。那时，我把他的行为看作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现在我认为，他那时已本能地意识到危险。作为安全部门一个有经验的军官，他预感到，事态可能被推向难以驾驭的轨道。他知道。这一切正在孕育之中。　　确实如此，1993年秋天形成的局势是一步步酿成的。它孕育着失控、破坏和大规模恐怖活动，以及军队、社会和各地区的分裂。　　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和成年时期是在和平时代度过的，战争已成为童年时代某种怪影和恶梦。全部生活一直笼罩在可靠的核恐怖保护伞之下，处在两种制度对抗的保护之下。这一切已印人人们的脑海，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已失去了对战争的准备。　　不知为什么，我相信，我国所有最可怕的历史事件已成为久远的过去，今后也不会再发生。一方面，这是一种苏联式的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另一方面，说真的，在俄罗斯还能有多少内战、专制、革命和恐怖？但是，乐观主义终归是乐观主义，总还是应该作最坏的准备。这应成为一种规律。切尔诺贝利、亚美尼亚、第聂伯河沿岸、高加索“同胞”之间的战争，以及“8·19”叛乱，这一切对我们这些曾生活在这个平静国家里的人来说，都是严厉的警告。　　还有一个可能造成灾难的问题——不会和害怕使用武力。以前，我们没有过应付动乱、紧急状态和地区冲突的周密行动计划。应该老实地承认这一点。而这样的计划只能在实际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来。但在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实行大规模紧急状态的任何经验。　　那么，既然没有计划，既然8月叛乱对我们来说是唯一的实例和俄罗斯全国规模的典型意外事件，由此就产生了病态性综合心理。于是，就对游行示威恐惧，不会控制街头的自发势力，由此便产生了我们对白宫实行赤手空拳的包围战术。用橡皮棒和盾牌去对讨冲锋枪、燃烧瓶、短枪和尖刀。　　这里，再补充谈一下政治矛盾的症结。　　总统表面上违反宪法，采取反民主措施，解散议会，但是为了使民主和法制在国家得以确立。议会看上去是捍卫宪法，却是为了推翻合法选举的总统，建立完全的苏维埃政权。当然我们就陷入这些矛盾之中！　　为什么允许鲁茨科伊给各军区和大型军工厂打电话和挑拨国内战争？为什么给好斗分子和恐怖分子反对合法政权的机会？为什么让国家承受如此可怕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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