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96)_叶利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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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

星期一，又进行了一次令人精神紧张的谈话，这一次是和菲拉托夫交谈，关于这次会见我已经谈过。我感到，越接近行动的时间，在克里姆林宫里、老广场上以及国防部内紧张的气氛就越浓。　　截止此刻的事态是这样的：白宫领导人每时每刻都在等待命令的发布。9月18日，星期六，哈斯市拉托夫在议会中心会见了各级苏维埃的代表。这是一次货真价实的苏维埃女妖夜欢会，议长下流无耻的充分表演成了它的“壮丽尾声”。哈斯布拉托夫站在讲台上，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从我们总统那儿能得到什么，要知道，他是一个俄罗斯大老粗，在“这种馈况下（他意味深长地弹了一下自己的喉咙）”，任何命令他都可能签署。这种侮辱已不能强烈地打扰我，对仪长的狂妄行为我没有理睬。然而，电视报刊和社会舆论却反应强烈。他越过了以前他不敢越过的界限。这种事之所以能发生，或者是因为他已感到毫无出路，或者相反，他试图表现自己的信心和力量。　　9月19日，星期日，哈斯布拉托夫发出号召之后，各级苏维埃的许多会议就从议会中心转移到白宫。略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决定利用各级苏维埃代表作为人墙盾牌。星期天，根据我们最初的打算，本应变空的白宫已塞满了人。到星期一，慌乱的活动仍齐继续。越来越多的人被召集到白宫。我一直想竭力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白宫变成了对抗总统令的有组织的司令部。　　星期二早晨，我通过直线电话又一次同切尔诺梅尔金、戈卢什科、格拉乔夫和叶林通了电话。我只向这几位实力人物提了一个主要问题：现在对白宫该怎么办？是否还有可能把那些代表从那里“撵走”？我对他们施加了压力，让他们好好想一想。或许由特种部队来一次闪电式的休克突击，或许还有我们未来得及研究的其他方案？唉，在莫斯科中心地区留下这样一个具有爆炸性危险的策源地，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每一位部长逐一向我谈了自己的意见。他们的意见言简意赅，清楚明确，但这些意见并末使我变得轻松一些。我明白了：拿下白宫并非易事。应从这一事实出发来制定下一步策略。当然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和每个人谈完话之后，我请他们所有人在12时都到克里姆林宫里来。他们都意识到了我的处境，但又不能提供任何帮助。　　我再重复一次，当然不是这所大厦本身使我感到焦躁不安。现在我简直是几乎从肉体上感受到，我们面对着多么严重、复杂和危险的局势。我已清楚地看到了被人群包围着的白宫。从那里将会挑起冲突、破坏和战争。要避免这一切，只能去冒风险了。看来，还不得不在某些问题上寻求妥协，重新开始谈判，并在某些方面向最高苏维埃领导人作出让步。主要是，要避免流血，避免伤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如此。　　的确，这将是俄国历史上对苏维埃的最后妥协。再过几个小时，我将宣布解散议会。届时，苏维埃政权在俄罗斯将永远结束了。对此，我深信不疑。　　……12时，会议参加者聚集在一起。大家都很紧张。当我请帕维尔·格拉乔夫发言时，他由于过于激动请求允许他宣读一下自己简短的报告。他从未这样做过，但现在却以坚定的口吻，开始大声地念他写在纸上的报告。接着、切尔诺梅尔金、叶林和新上任的安全部长戈卢什科都发了言。　　由于事态发生转折。我们对我们的计划作了一些修正。主要变化，自然涉及到白宫。我们决定切断白宫与全市及政府的通讯联系，以便最大限度削弱议会对各地的影响。我记得，1991年8月切断政府电话联系是如何妨碍我们对重要问题作出决定。而无人注意、后来一直畅通的维克托·伊柳辛的电话对我们帮助很大。我请负责政府通讯工作的斯塔罗沃伊托夫将军尽快来见我。20时零1分，即开始转播我的告人民书之后，应该立即切断白宫内的所有电话。　　经过简短的讨论，决定不在议会大厦周围部署特别密集的军人或警察哨卡。因为密集的封锁可能加剧呆在白宫那伙人的挑衅。任何军事分队和武器装备都未调入莫斯科。我认为，我们应采取这样的策略。不错，我们可以采取强硬的、坚决的、对等的措施，但那只是为了回敬白宫领导人的挑衅性违法行为。我认为，我们自己不应激化形势，不能以任何方式加剧紧张气氛。　　我们散会了。我开始准备电视讲话。我指定在17时录像。到克里姆林宫来的电视工作者小组并不知道，正是将由他们来录像。只是到这里才通知他们要摄制总统的告人民书。他们是专业技术人员，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和平时一样，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第4室布置好设备，安装好摄像机，调试好话筒。但是，看来他们还是感觉到，这一次不是摄制普通的告人民书。　　与平时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总免不了出技术故障。当把我讲话的文本打入电脑后（文本应能显示在一个特殊装置的荧屏上，这个待殊装置使讲演人在读文本时不必向桌子上看，而是可面对摄像机镜头），因装置出了毛病，文本在荧屏上怎么也显示不出来，而后来显示出来时，一行行字不按监控器的速度慢慢行进，而是以极快的速度一闪而过。工程师们忙碌起来，而这一插曲却消除了我的紧张情绪。这是常见的事。在首长在场和最关键的时刻，机器总坏。最后，一切都整修就绪。所有与录像无关的人都被请出了第4室。完全寂静下来。我看着摄像机，说出第一句话：“俄罗斯公民们！”。　　我读完了告人民书。站起来向所有人表示感谢。电视台工作人员把摄制好的录像带交给了我的助手们。几分钟之后，有警卫护送的汽车向“奥斯坦基诺”电视台方向疾驰而去，预先赶去的维亚切斯拉夫·布拉金应在那儿拿到录像带。并在20时播出。　　还有一个细节。我的新闻秘书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请摄制组全体人员在20时之前不要离开克里姆林宫。领他们吃了晚饭，为了不使他们感到烦闷，还让他们随便消遣了一下。这些预防性措施现在看来也许是多余的，但在那时则是必要的。　　在办公厅把命令的副本封上，按今天的顺序编了号，标上日期。它的编号为1400。而实际上，这一命令我在一个星期前就已签署。9月21日20时命令开始生效。20时整，机要交通应把带有命令副本的一揽子文件交到那伙人手里，其中首先是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佐尔金。他们的反应我是清楚的，但形式上的手续还是要遵守的。　　我决定不在克里姆林富等到20时。大约19时，我叫来了汽车，离开了克里姆林宫。我是在家里看到自己的告人民书的。我觉得读得不那么流畅。但是，当我尽可能离得远一点看自己时，我觉得演讲还是成功的。　　从这一时刻起，俄罗斯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将彻底清除70多年来积累起来的龌龊、虚假、伪善的最后残余。再作一些努力，我们大家将更轻松更自由地呼吸。如果我不坚信这一点，也就不值得干任何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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