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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四

　　私人和家庭生活的价值在俄罗斯也被提到了首位。“为上司效劳”仍是我们许多人努力的方向。但我们不再赋予它某种神圣的意义。对国家来讲重要的不是公民的效劳，而是公民本身。人们与国家头号人物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由于一种被忽视的非理性的原因，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怪现象：一边破口大骂，一边不知为何又投“赞成”票。

　　人们对我都是说三道四的。我的星象是宝瓶座，恐怕原因就在于此。有人说我不善于同别人一道共事，说我只能在极端情况下生存。这是知识分子式的批评。还有一种是檄粗俗的指责：他汹酒，一喝就思维不清。别人对他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凡此种种。

　　出现这种令人气愤的事情的原因只有一个：可以推举任何人来取代叶利钦的位置。俄罗斯一直存在的社会与权力之间的巨大鸿沟消除了。俄罗斯人那种把人分成“我们”和“他们”的生活公式彻底不存在了。“我们”是指正常的、普通的、有喜怒哀乐的一般人。“他们”是指那些有权势的、富裕的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应有尽有。在“我们”与“他们”之间隔着一堵高墙。这就是权力之墙。

　　我们就是怀着这种奴隶的心理生活了很久很久。如今突然明白了，这座高墙已不复存在了。在克里姆林宫那里也有“我们”这样的人。

　　这些年里在俄罗斯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人们不需要身居克里姆林宫内的抽象政权，成为国家头号人物的人应该是被人理解的人，受到监督的人，听取社会意见的人，他应该倾听别人的意见。

　　＊ ＊ ＊

　　我很喜欢给别人送礼。每当过新年的时候，这种神奇美妙的景色把阴森的寒冷都变得暖融融的，此时，我总有——种奇妙的感觉。那些圣诞树、彩灯，还有礼花，全都大放异彩。我觉得，只有我们俄罗斯人才能体会到这种新年光彩美妙的景致，与那可怕的严寒、积雪、暴风雪形成鲜明对比。

　　这是对新生活的永久期待，它又神秘地与我们对改革会越来越好的朴实信念连在一起，犹如从前俄罗斯人相信革命者、相信革命、相信光明的天堂很快就会到来一样的真诚。大家都被这种“革命的音乐”迷住了，就像孩子们过新年那样陶醉。

　　我认为，这种对奇迹的执着期盼有助于俄罗斯的改革。人们不是简单地忍耐、而是也相信，即相信“改革”这个词。

　　“毫不妥协的反对派”就是在这点上大作文章：他们要推翻叶利钦集团，好像魔杖一挥就能出现一个生活富足、被人理解和生活平静的苏联，牛奶就会像河一样地流淌出来……

　　不管俄罗斯历史变向何方，牛奶还是流不出来。改革是一个痛苦的摆脱世袭创伤，同沉重的传统势力艰难告别的过程。除了痛苦之外，改革本身不会带来任何东西。

　　即使改革的最困难时期结束之后，也应寄望于自己，寄希望于自我精神与体力。

　　庞大的俄罗斯矗立于世界本身给我们打上了一种特殊的印记。我们完全受到这种广袤无限的空间的限制，并且完全纳入其中。

　　民族杂居、文化混杂、总是与别人攀比、总是看别人眼色行事，将成为俄罗斯人固有的意识。我不知道，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少年。自我封闭国家的这种永恒的情结是大自然本身和决定俄罗斯地位的人类历史赐予我们的礼物。

　　我们处在其他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又很矛盾的利害关系的包围之中。俄罗斯一直保持着对自己周围空间的控制，并且在不断扩大这种空间。她竭尽全力。夺得越来越多的领土。同整个西方文明进行角逐，结果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伤害。这种自我孤立的程度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

　　不应该毁掉和失去自身强大的能量。如今，在我国周围是一个过渡性的不稳定的独联体空间。谁也不想受制于俄罗斯。同时，谁也不愿失去俄罗斯的帮助。由于独联体国家具有的这种双重性、不协调性和不稳定的局面，使我们无法确定本国的国家安全构想。

　　对于周边安全的责任问题，我们不仅缺乏战略计划，而且连道义上的、甚至家庭式的计划都没有。我国各族人民（毫不例外的全体苏联各族人民）是有亲缘关系的人民。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有着同样的经历、共同的文化，在战争中和斯大林恐怖时期都付出了牺牲。

　　不应该忘记这些事实，谁也逃避不了这些事实。亲缘关系是一种影响力很大的东西。它要求我们用完全另外的眼光看待周围世界。

　　总之，只要我仍还未认清自己在新世界中的地位，这种“俄罗斯综合症”就会一直困扰着我们。从前，困忧我们的是完全可以解释的那种羞耻：苏联潜在地威胁着文明国家大家庭。现在苏联没有了，俄罗斯不会威胁任何人。而现在我们感到羞耻的是，我们如此之大而又忙乱无章，不知道将走向何方。一种空虚的感觉困扰着我们。实际上在俄罗斯面前只有一条路，就是成为和平的保障。也就是要成为一个“大人物”，不仅在街上不同任何人发生冲突，以免造成伤害，而且要看得高一些，保护自己身边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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