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漫说“乐作而马舞”
作者：唐继添
人类和马的关系由来已久。旧石器时代，原始人以马作为追捕猎食的对象之一；其后，人类驯服野马并借其速度和力量以作拉车耕驾之用，马成为六畜之首。公元前26世纪左右，轩辕帝和蚩尤的战斗中，已经开始驾车，虽然传说中神化为御龙。从今天留存的古代汉语某些词汇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利用马来代步或是拉车的情况，如：骑(一人一马)，骖(古代驾在车前两侧的马)，驷(四马一车)等等。
当捕猎和战争已经不再成为人民时刻关注的大事时，马的速度和力量带来的一系列审美上的因素开始逐渐占据重要地位，马成为其拥有者显示财富和地位的标志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拾遗记》所记载的周穆王八骏：“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宵，野行万里；四名越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肉翅。”分别从速度、外形、毛色等不同的特性来品评名马，说明此时对马的欣赏标准已不再仅仅局限于速度，即已经从马最初的功用上拓展开来。而其中对名马逾辉的入选原因标注为“毛色炳耀”，说明外观的注重已经和速度这一早期标准同样重要。这恰恰印证了马斯洽的金字塔学说，人只有在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才能进一步追求精神上的审美娱悦。其他如《西京杂记》中所记的汉文帝良马九匹，《古今注》中秦始皇七匹名马的欣赏标准多同此类。
对外观注重的另一个体现就是让这些骏马进一步介入娱乐中来。据《山海经》载：“海外大栾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之马。”但怎样舞，舞马有多少?却未记载。《山海经》不是史书，所述大概是一种传说。于史书可稽的是，唐朝中宗景尤(公元707至710年)年间，“文馆记有舞马。”到了玄宗朝，马舞的形式发展到极致：“明皇教舞马百驷(据《古汉语词典》，马四匹为一驷)，为左右部，因谓之某家骄。”舞时，马身上披着纹绣衣，并“络以金铃、杂以珠玉”，打扮得十分富丽堂皇；舞曲叫做《顷杯乐》、《舁平乐》等“凡十数曲”；用“乐工姿秀者数十人”，他们身穿淡黄衫，腰系纹玉带，手拿乐器，站在马之前后的左右。另外还要设置三级板床(板床是指用厚木板制作的棚架)。马舞时，乐工的乐器齐奏，“乐作而马舞，俯仰腾跃，皆合节奏。”可以想象，唐明皇这百驷的马舞时，马身上彩衣珠玉闪光，金铃叮当，骏马踏着乐曲的节拍在三级高低有序的板床上“俯仰腾跃”，乐工伴随马的舞动而演奏，人既姿秀，马又骏逸，乐曲悠扬顿挫，那声势、阵势，令人目不暇接、“耳不暇闻”，大概“此曲只应明皇有，人间哪得几回闻”了。这种“百驷”和“乐工姿秀者数十人”一起合乐的人舞与马舞比一人一马的盛装舞步赛，有天壤之别。
这些舞马是从千万匹马中经过严格挑选和调教出来的。唐朝政府十分重视养马，据《张说之文集》卷一二《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载：至唐高宗德麟年间(公元664年至665年)，唐政府养马70万6千匹，称为“国马”；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仅陇右牧野所养马匹就有32万5千700匹，还不算关内所养的马和“王侯将相外戚”所养的“私马”(见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中册第183页及《新唐书》卷五《兵志》)。有了众多的“国马”，从中挑选“百驷”自然不是难事。唐政府重视养马主要是出于军事需要，而为了点缀太平盛世，从中选“百驷”又其谁曰不然呢?
唐玄宗的马舞同汉武帝喜欢乐府和辞赋是为了“润色鸿业”、“娱联耳目”一样，表明“万物皆备于我矣”。对玄宗的舞马，张说写诗道：“试听紫骝歌乐府，何如骐骥舞华阳。杜甫则写道：“斗鸡初赐锦，舞马更登床。”杜甫诗句中的讽喻是很明显的。而等到“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时候，这马舞自然是看不成了。
又据林炳义《中国通史》上册，1970年在陕西西安市何家村出土唐代窖藏文物一千余件，其中有一个舞马衔杯银壶，这银壶上铸有涂金的马，马口衔杯，马后腿屈膝，马尾上扬，马颈所系的飘带也作随风飘动状，这是一匹表演舞蹈，衔杯向人献寿的马。这件银壶不仅制作精美，还为唐代马舞留下一个佐证。据此，唐代的马舞不仅有史可稽，而且是有物可证的。当然，前文说的“舞马百驷”与后文说的衔杯的舞马应当是有区别的，这里就不累赘了。
总之，马舞这一活动在华夏文明鼎盛时期——唐朝的发展，就充分说明着，随着社会的发展，审美的注重点必将超越，早期的实用主义而更加注重精神上的愉悦，但这一切，始终必须以经济作为前提，就像今天的西方，马术只是贵族们才有可能进行的运动。
单位：广东河源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