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从《伤逝》看鲁迅的婚恋观
作者：孔惠惠
作为一部爱情小说，其主线自然是爱情故事。小的时候，我们从童话中看到的是“王子/公主”式的爱情：王子英俊潇洒，有勇有谋，坚毅而多情；公主则是美丽动人，善良纯洁，虽弱小而多情。王子、公主历经磨难，波折重重，但到最后，他们终于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故事也到“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嘎然而止，而我们则在对王子公主幸福未来的憧憬和深信不疑中满足地合上书本。及至长大，我们在经典中不断重温“经典”的爱情形态：从生而至死，死而又生的杜丽娘柳梦梅、梁山伯祝英台、罗密欧朱丽叶式的爱情，到现在迷倒众生的波折重重，九转回肠琼瑶式的爱情。这些爱情，无论或生或死，或成或不成，我们听到的都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呼唤，看到的是禁忌——阻碍——奋斗——成功（或失败）的恋爱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充满了幻象和新鲜的刺激。但这些爱情故事都无一例外的没有告诉我们，在经历了这个充满幻象和新鲜的恋爱历程之后，我们所欣羡的主人公们在走进婚姻的殿堂之后，他（她）们又会经历一个怎样的历程？可能存在怎样的新的阻碍呢？在我看来，《伤逝》正是描述了从爱情到婚姻的一种家庭状态，确切地说，表现了鲁迅对“婚姻惰性”的忧虑和恐惧。
涓生之不爱子君，并不完全是子君没有和他相平等的经济权。子君在和涓生恋爱之前和恋爱之后及至走入、走出家庭生活之后，经济状态是相同的，始终是不独立的，至少文章中并没有提到有任何不同或改变；而且，涓生不爱子君也是在他失业之前发生的，在二人同居从而进入家庭生活后，“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很明显，产生隔膜首先是恋爱时的幻象已剥落，“我”开始“清醒”。失业并未使涓生受到多大打击，反而在他看来倒是给家庭注入了新的活力，“振作了我们的新精神”，他庆幸失业使他在“未忘却…翅子的扇动”之前“脱出…牢笼”，“从此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然而使他不耐的是子君终日汲汲于家务，完全缺少思想的交流甚而是子君无意识地拒绝交流：“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终日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使人不能安心做事”，“加以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吃饭；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构思就常常为了这催促吃饭而打断。即使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她总是不改变，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使她明白了我的作工不能受规定的吃饭的束缚，就费去五星期。”，“她的勇气都失掉了，只为着阿随悲愤，为着做饭出神；然而奇怪的是倒也并不怎样瘦损……”。在涓生眼里，这时的子君不再是会馆时期那个善解人意、温柔体贴而又有思想的子君了。为何子君一进入家庭生活就成为与先前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呢？除了涓生通过实实在在的近距离的接触，致使先前的爱情幻象剥落，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几千年来传统的婚姻模式的恶果——“婚姻惰性”在子君身上发生了作用，使她由“新”重新堕至于“旧”。
传统婚姻最大的一个特点便是男主女从，妻子不是作为丈夫的爱人而是作为一个家庭的持家者，一个传宗接代的生育者被娶进家门。在这种婚姻中，父权得到坚决的维护，“从一而终”成为女性必须的品德，同时也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这种模式在实际上造成了男性与家庭疏远和女性与社会隔离的情感状态。女性完全以家庭为中心，她的目光所及是婆婆，公公，丈夫和孩子，家庭琐事成为她日常职责所在，与丈夫的情感交流在很多时候倒成为禁忌（如《浮生六记》中的芸娘，她甚至自认为她的家庭所遭受的种种厄运就是由于她和她丈夫超出人们所规定的常理的“好”所导致的恶果），除开作为一个传宗接代的生育机器，她的意义和价值则完全体现在操持家庭琐事上。在这种机械性的价值判定下，女性在进入家庭角色时，不可避免的陷入一个情感固化、行为固化的怪圈。
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到来，爱情这个词也随之进入中国日常词汇，人们在刚刚领略到这个词汇的神秘和新鲜，就叫嚷着要废除无爱的旧婚姻，提倡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新婚姻。但是否从此婚姻家庭的面貌就此一新呢？从《伤逝》里我们显然得不到乐观的答案。无独有偶，张爱玲的小说《五四遗事》更为鲜明地表现了对这种“新”婚姻、家庭的失望。男主人公罗像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在“还没听到过‘恋爱’这名词，早就已经结婚生子。”然后他到城里来教书，认识了新女性范，几经周折，他终于和旧式妻子离了婚，和范结了婚，但他无不失望地发现，他寄望之深的新女性范婚前、婚后完全是两个人，婚前，范总是“保持着秀丽的面貌，她的发式与服装都经过缜密的研究，是流行的式样与回忆之间的微妙的妥协。”“他送给她的书，她无不从头至尾阅读。她崇拜雪莱，十年如一日。”；婚后，范则是成天牌局不断，“没有牌局的时候，她在家里成天躺在床上嗑瓜子，衣服也懒得换，污旧的长衫，袍叉撕裂了也不补，纽绊破了就用一根别针别上。出去的时候穿的仍旧是做新娘子的时候的衣服，大红大绿，反而更加衬出面容的黄瘦。罗觉得她简直变了个人。”鲁迅甚至在他的《幸福的家庭》中表现出对这种“嬗变”、轮回的忧虑：“他”看着女儿“可爱的天真的脸”，“笑迷迷地挂着眼泪”想起了五年前女孩的母亲也是这般可爱可疼，现在却完全是两个人，他不由得猜想他的女儿“……恐怕将来也就是五五二十五，九九八十一！……而且两只眼睛阴凄凄的……”
事实就是这样，五四运动是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但这新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所有旧的毁灭、消亡，特别是几千年的父权文化深入骨髓的熏陶、浸染，那种“男主女从”“男外女内”的家庭意识实际上是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特别是五四时代转型之初，整个社会大环境并没跟上这种意识转变的步伐，女性在旧的生存条件下进入所谓的“新家庭”、“新婚姻”，这种“新”只可能是徒有其名。传统婚姻、传统家庭的女性家庭定位仍然是那些进入“新”婚姻、“新”家庭的“新”女性的行动指南，在无意识中作为一种“天生的”女性在家庭中的存在模式。这种集体无意识仿佛是一个不可破灭的魔咒，使得女性无论新旧只要一进入家庭，这个咒语便会发生作用，使“新”不再成其为新。即使到了现在，进入了21世纪，这个魔咒的力量似乎也未完全消失，我们现时的教育并没有彻底摆脱男女性别刻板模式，如从小就要求男孩勇敢、有能力，有责任心，女孩则要斯文，温柔，善做家务，电视上铺天盖地的广告也总是在强化着男女性职责分界，如洗衣机、晾衣架、肥皂等广告多是以“好太太”“献给母亲（妻子）的爱”诸如此类的意念来定位它们的购买群体。总之，时代即使发展到现在，女性在家庭中的意义、价值仍跟家务紧紧联系在一起，强调的仍是鲁迅几十年前所遗憾的“母性”、“女儿性”。女性在家庭中的价值与家务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可避免的使很多女性一旦进入家庭，有意无意的顺从于这个传统的女性角色驯规下，以致忽略了其他的“人生要义”，表现出浓厚的传统惰性。
《伤逝》写于1925年10月21日，正好是鲁迅与许广平相恋的第二天（据陈漱渝），我们所奇怪的是正处于热恋中的鲁迅为何突然写了这样一篇与他心境完全不合的文章呢？这恰恰是鲁迅之所以是鲁迅的特质所在了，鲁迅直言不讳地说，“我的思想太黑暗”，因其黑暗，所以怀疑，而这怀疑又因其思想深刻而显其超前，在当时人人都为“新”而欢欣鼓舞时，鲁迅那种怀疑一切的精神难免不使他怀疑这“新”是否真正为其新，当时社会上的一些新女性的婚姻、家庭的实际是不是也给了鲁迅某些启示呢？这种揣想是有根据的，鲁迅一直关心着当时妇女的命运，而且剔除了廉价的乐观，当新思潮一再鼓舞女性走出旧家庭寻找自由平等时，鲁迅写下了《娜拉走后怎样》，大反其调的指出“娜拉”们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下出走的悲惨命运，甚至我们在也可认为《伤逝》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娜拉走后怎样》的一种回应，是在虚构的小说世界里让“娜拉”走出旧家庭，进入她们梦寐以求的新家庭去面临本意料不到的现实。“娜拉”们由新又走回到旧，既是她们自身千年不醒的梦魇，也是她们伴侣们的梦魇。而其时与许广平的恋爱也很自然地促使他对爱情婚姻进行思考，这又恰恰再一次表现了鲁迅的思想特质：他是一个怀疑论者，然而他又怀疑他的怀疑。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小说中的涓生就是鲁迅，但却可以肯定地说涓生的思想反映了鲁迅某个层面的思想，带着鲁迅的感情印记，那就是放弃一个旧的婚姻选择一个新的婚姻，会不会如他曾描写过的一只蜂或蝇绕了一个小圈子之后又飞回到原来的地点——仍旧从新走到旧呢？《伤逝》正表现了鲁迅对这种“婚姻惰性”的忧虑乃至恐惧。
单位：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