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胡同文化》中的“文化胡同”

作者:严 晗




  汪曾祺1920年生于江苏高邮,40年代末迁入北京,从此开始了对北京长达五十年的守望,我不知道汪老何时开始关注北京市民,何时开始拿胡同这个视角去审视民生世相,总之现在是一篇文章摆在了我们面前,为我们了解北京市民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人格提供了一份参照,但汪老当时的写作心态如何呢?
  笔者以为,在《胡同文化》一文中,体现了作者的二难选择。汪曾祺的怀旧文化风格与不愿落伍的时代心理在文中潜涌,他既割舍不了对旧文化的怀念,又无法否定新文化的进步,于是只好哀伤、感叹,在新旧文化所形成的胡同中艰难突围。
  表面上看来,作者好似一个旁观者站在北京市民文化的边缘,观照北京的胡同及其折射出的文化内涵,而事实上,作为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的人怎么可能置身事外呢?汪老虽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他对北京胡同的认识和了解远比一般北京人更为深刻,而且大家也不会忘了,汪老是以写作乡土小说出名的,对生存环境和地域文化的关注也比一般人更为深入,因此,对作者写作《胡同文化》时所抱持的心态与复杂感情也就不难理解了。
  北京的胡同,作为作者以文化眼光来解读的对象物,无疑具有了活生生的文化意味,它是北京市民生存生活的环境,目睹和亲历了历史的变迁、社会的演进,积年的风雨剥蚀了它,使它“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除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剩下“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远年的荣华不再,而且随着新北京的不断建设和旧北京的不断改造,胡同注定会日渐萎缩,但是从胡同的砖缝中也能渗透出的气息也无疑让敏感的汪曾祺嗅出了皇城根下子民的欢悦与沉痛,包容与自私,自豪与自足,进取与保守,这些积极与消极的文化心态和文化人格,让汪曾祺难以取舍,喜恶难以自定,因为他沉浸其中,濡染多年,身上不也有北京市民的影子吗?事物都是在否定中不断进步的,但否定自我是艰难的,面对胡同和胡同文化的逐渐消失,在新旧文化的冲突中,作为一个年过古稀的怀旧老人,心中难免波翻浪涌,但汪老是克制的,正如汪老自己所说,“我觉得散文的感情要适当克制;感情过于洋溢,就如老年人写情书一样,自己有点不好意思”,“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于是,依依不舍的深情只化作无可奈何的怅望低徊,一声“再见吧,胡同”,留下几多情韵,让人品味。
  《胡同文化》是一幅水墨的风俗画,底蕴厚重而情感内敛。对胡同和胡同文化的理解与喜爱,是汪老处于两难心态的本源,他的伤感是真情的流露,他的善意的调侃与批评是睿智的表现。带着对文化的留恋,汪老在上个世纪末匆匆去了,魂归于土,而其文永存,其情其意,人所共鉴。
  
  单位:湖北仙桃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