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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念刘和珍君》的广博与深刻3

作者:严赛梅




  鲁迅作品被选入中学教材的篇目不下十篇,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妙的艺术性半个多世纪来一直受到教材编辑者的偏爱。但奇怪的是绝大多数中学生提及鲁迅作品,往往是一言以蔽之:“麻烦,搞不太懂。”教学中读也读了,背也背了,讲也讲了,学生的印象依旧很淡漠,实用价值则更是廖廖。究其原因,一则鲁迅其人其文具有异质性,学生的阅历、见识、知识储备,与鲁迅作品在认知结构上有断层,再则教师的教学方法也存在极大缺陷。关于前者,只有呼吁有关专家在选择范文时多考虑受众的实际情况;至于后者,即具体到每一篇文章的教学方法,教师是有花心思提高教学效果的必要的。
  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教学在讲析一篇课文时似乎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教师企图使学生大致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思路、写作特色、重点词句的意义。以《记念刘和珍君》为例,笔者观摩过两位教师在此种模式下的教学,应该说他们精讲细析,确实达到了他们预设的教学目的。但这种千篇一律的模式,抹杀了作为个体作家作品的个性,掩盖了文学大师耀眼的光芒。学生从小学到高中十年如一日地“重复昨天的故事”,自然早就产生了“审美疲劳”,学习语文的兴趣、快乐也就荡然无存。有一部作品名叫《死水微澜》,其“死水”一词很能比喻目前语文教学的整体现状,而“微澜”也很能说明诸多有个性的同行所做的不懈努力。为了激活学生学习语文的激情,面对每一篇课文,教师应该尽可能寻找新的突破口。那么,《记念刘和珍君》的突破口在哪里呢?
  中国现代史上杰出文人很多,尽管身逢乱世,命运多舛,但他们始终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关心着国计民生,表现极为活跃。“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们反应强烈,纷纷发表谴责、评述的文章。其中林语堂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朱自清的《执政府大屠杀记》《哀韦杰三君》就非常有代表性。1926年的林语堂应该说是鲁迅的战友,当时他的语丝体散文的重要内容是与北洋军阀研究系和现代评论派的斗争。《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是他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第三天所写的文章。文中写了他的学生刘和珍烈士生前温婉平和的性格、克己勤奋的行为、英勇无畏的胆魄、谦逊优秀的人格、忧国忧民的情怀。以美的毁灭,激起人们对刽子手的痛恨。朱自清其时执教于清华,他的《执政府大屠杀记》是以一个目击者的身份记述了请愿者从游行到被屠杀的全过程。包括游行队的阵营组成、屠杀前执政府门前的情形、屠杀过程中官兵的行经、周围学生的遭遇和自己的表现。用事实揭露政府“聚歼”的卑劣凶残,赞佩青年学生的勇毅,感叹自己的自私怯懦。他的另一篇文章《哀韦杰三君》也是记述这个事件中被害的清华学生韦杰三,字里行间弥漫着对“可爱的韦杰三”的惋惜和怀念。有感于鲁迅、林语堂、朱自清三人作品内容的相关、风格的迥异,本人在教授《记念刘和珍君》时采用了多篇同类题材文章比较阅读、体会的方法,使作品之间互为渗透、补充、反衬,从而彰现本文的特点,加深和丰富学生的认识。
  尤其令人高兴的是,通过几篇文章的比较阅读,学生仿佛突然从幽暗的隧道进入别样的天地,其间视野开阔,景物华美。他们尘封已久的学习兴趣和参与意识被唤醒,潜在的思辨能力被充分激发,两节课下来,他们对《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在以下几个方面有较准确和深入的把握:
  
  1、内容的广博性
  《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和《执政府大屠杀记》主要写了爱国学生的可敬可爱、反动派的可憎可恨,而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内容涉及更多的方面:
  反动势力——段琪瑞政府、“八国联军”、流言家(有恶意的闲人)。
  庸 人——无恶意的闲人。
  爱国青年——刘和珍、四十余被害青年。
  爱国群众——请愿群众、数百死伤者。
  鲁迅把社会各界在此事件中的表现都囊括进来,其中“八国联军”、流言家、庸人均为其他作家作品忽略而不应忽略的对象。有人说,要了解中国的特别国情,就要了解创造特别国情的中国人;而要了解中国人,最简捷的方式莫过于细心阅读鲁迅文章。鲁迅作品正是以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批判广度对中国现代国民的文化心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以及民性、民情、民俗、民魂的真实、生动而深刻的描绘,成为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这是现代史上其他任何作家无法企及的,因而始终为一切关心与思考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人生、人性等问题的中国人所钟爱,并对正在发展的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作用,对现实的中国人心产生影响。
  
  2、内容的深刻性
  鲁迅作品不仅具有广博性,还具有批判的深刻性与尖锐性。在当时大多数文章停留于沉痛、愤慨时,鲁迅视觉已远超其上,在多方面表现出超凡的深度。
  
  (1)尖锐指出“三·一八”惨案的实质
  朱自清在《执政府大屠杀记》中说:“这回的屠杀,死伤之多,过于‘五卅’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枪弹,我们将何以间执别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之不足,继之以抢劫,剥尸,这种种兽行,段琪瑞等固可行之而不恤,但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林语堂在《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中说:“刘杨二女士之死,同他们的一生一样,是死于与亡国官僚瘟国大夫奋斗之下,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可见朱林二人矛头直指段琪瑞政府。而鲁迅说:“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他明确的指出“三·一八”惨案表面上是中国军人的行动,实质上是一次帝国主义同段琪瑞政府互相勾结合谋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鲁迅极富政治敏感性,同时又极富战斗经验,对于恶的东西,他总是及时而不留情面地予以披露,正是在以鲁迅为首的文人的舆论导向下,段琪瑞政府的恶劣本质终于被全国人民所认识,于是讨伐之声四起,一个月后,段琪瑞本人被冯玉祥将军驱逐下台。
  
  (2)揭露段琪瑞政府的双重镇压手段
  朱自清在《执政府大屠杀记》中说:“我第二天看报,觉得除一两家报纸外,各报记载多有与事实不符之处。究竟是访问失时,还是安着别的心眼儿,我可不得而知,也不愿细论。”朱自清怀疑到报界有可能别有用心,但他不愿细论。鲁迅则肯定地说:“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的凶残,一是流言家竞至如此之下劣……”他指出了段琪瑞政府不但用武力极其凶残地屠杀人民,还发动御用文人,进行严酷的思想统治,污蔑爱国青年是“暴徒”,“受人利用”。鲁迅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他知道有些卑劣文人“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他揭露这些人,使他们在正义面前无处逃遁。
  
  (3)对惨案意义有独特看法
  面对流血牺牲,有的人痛苦麻木,有的人迷惑、惶恐,有的人盲目地肯定赞扬。或说:“他们的死,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觉得他们虽然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他们的工作。”或说:“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办?”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当人们被鲜血吓得手足无措时,他已开始总结教训,催人改进斗争方式了。鲁迅是革命的猛士,更是革命的导师,他从“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规律和旧中国没有合法斗争地位的现实出发,冷静地总结血的教训,暗示“暴力革命”才是正确的斗争方式。鲁迅不是共产党人,但他和同时代的优秀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具有超凡的远见卓识。
  
  3、冷峻而激热、简约而犀利的表达风格
  朱自清和林语堂的文章,以叙述为主,间或议论抒情,内容具体翔实,格调平和从容。而鲁迅文章郁愤情深,以议论抒情为主,辅以作证似的叙述描写,其思绪瞬息万变、波澜起伏,其艺术结构则腾挪跌宕、变化无端。这归因于三人的立场身份的差异。面对屠杀,朱林二人尽管也痛苦,也愤慨,但终归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悲天悯人式的痛苦和愤慨,是飘飞在天空的闲云野鹤受惊的哀鸣。而鲁迅是身处斗争急流中的磐石,虽然笑对风吹浪打,但毕竟是切肤的疼痛,所以他的反响更加强烈。因为激热,故文思跳跃起伏,文字时断时续;因为冷峻,故矛头所指,能入木三分。其辞简,其文约,所以,至今我们品味其文,仍觉常读常新。
  观察整个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我感觉将《记念刘和珍君》与多篇同类题材作品比较学习,至少有如下好处:
  1、圆满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按教学进程安排的事项逐一完成,教学不仅可达到大纲要求,而且重点更加突出,难点解决得更好。
  2、拓展了教材内容,加大了信息容量。
  将教材有限的知识容量与课外无限的知识延续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感性。这样可吸引学生进入课本,又走出课本,寻找更广阔的文学天地。信息多而新鲜,更能满足学生求知的欲望,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3、强化学生对几位名家作品的认识。
  学生平时对名家作品均有涉猎,但印象淡漠,通过有目的地比较,三者独特个性突显,迥异风格昭然,这样容易留下深刻印象。
  既然如此教学收获颇多,那么我们教师在教学时不妨经常求新求变,不拘一格,使我们的语文教学活起来,美起来。
  
  单位:湖北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