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论柳永对慢词创作的贡献
作者：申宝贵
一、突破了花间词派题材狭窄的传统，丰富了词体创作的内容
柳永是第一个致力于写词的文人。他出身于福建崇安县世代官宦之家，从小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他精于音律，少年时就开始了词曲的创作，表现出很高的艺术天赋。他的《望海潮·东南形胜》是为当时驻守杭州的两浙转运使孙何作的，这时的柳永还不到20岁，年纪轻轻就作出这样脍炙人口的名篇，看来绝非偶然。由于他行为不检，引起了统治者的不满，传说他曾“以词忤仁庙”（即仁宗）。他考中了进士，即临轩放榜，仁宗特落之，曰：“且填词去”。屡试不第使柳永深感不满，从而把科举前程看成是不如浅斟低唱的浮名。他唱道：“图利禄，殆非策”、“浮名利，拟拼体，是非莫挂心头”。并傲然地认为：“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这虽是自我嘲解，但他不同于当时一般文人学士把词看成“诗余”、“小道”，而有倾全力于词道的决心。他“纵酒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率”（《苕溪渔隐丛话》）。这种恣肆狂放、浪迹江湖的生活，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近市民阶层，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创作的源泉，借鉴了民间词人创作技巧，继承了唐以来民间曲子词的传统，拓宽了词在内容方面的领域，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浓郁市民文学色彩，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全宋词·乐章集》收录柳永词216篇。按题材来分，一是表现羁旅行役的。这类作品生动反映了中下层知识分子“谙尽宦游滋味”的凄苦生活，表达了对封建科举制度的不满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二是描写佳节盛况、都市繁华的作品。这类作品虽有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粉饰升平之嫌，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市民阶层的生活状况；三是反映歌妓生活情态的作品。其中虽有一些近于色情的描写，但大多数还是能如实反映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妓女们的苦难生活和思想感情；四是怀古和咏物两类作品。这两类作品虽然不多，但这是柳永的首创，对后人同类作品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
前人评品柳词，将反映羁旅行役、描写都市繁华类的作品称为“雅”词；把反映中下层市民生活的作品称为“俚”词。过去的文人学士对柳的“雅”词是很欣赏的，而对于“俚”词却贬过于褒。柳永的雅词固然可敬，俚词也颇有价值。在唐五代绮靡词风占统治地位的宋初，柳永敢于冲破束缚，把眼光转向新兴的市民阶层，完全不顾士大夫的轻视和排斥，用极其生动的俚俗语言来反映中下层市民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这对当时的词风具有一定程度的针砭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宋词的发展。柳永在他的俚词里塑造了众多生动鲜明的歌妓形象，由于柳永自己生活道路坎坷不平、郁不得志，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们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对于她们被践踏、被侮辱的处境深表同情，反映了她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己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迷仙引》）；为她们能遇上“和鸣谐老，免教啼红敛翠”（《集贤宾》）的正常夫妻生活而呼吁；而对于那些把妓女当玩物的“薄情郎”表达了愤怒地谴责。这就改变了花间词中甘受玩弄的歌妓形象，她们不是唯以香艳诱惑为目的的行尸走肉，而是挣扎于苦海、渴望光明的女性。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能反映出如此深邃的思想，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二、柳永开辟的慢词，创新了新的文学形式
柳永对词坛的贡献在于他创制了大量的慢词，为词坛提供了一种既迫切需要、又切实可行的新文学样式，开创了词在形式方面的新领域。
词产生于隋唐之际，其发生、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词从它产生的一开始，便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又称“曲子词”或“乐章”，主要为“里巷之音”、“胡夷之曲”。宋初以后，词才逐步脱离音乐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词体的发展是缓慢的。从唐初到五代，词的形式基本没有变化，词坛上流行的几乎都是小令。盛唐时期，虽然民间词人开始创作慢词，如敦煌《云谣集》中的慢词《内家娇》（106字）、《倾杯乐》（110字），但仿效者寥寥无几，慢词这种形式迟迟未能在文人中流行。
至今尚存的唐五代慢词仅有22调32阕，其中有相当部分从声情格律来看，都接近于词而殊异于词。它分为五类：一是声诗体。如温庭筠的《达摩支》七言十二句古诗，冯延巳的《寿山曲》六言十句排律，如果不考虑曲调，它们更像一首诗。二是律体。这类词已接近正式律体，但保留了较多的五七言诗律的句法，尚未完全摆脱诗律的支配。如后唐庄宗的《歌头》，136字，其中三言句为多，大部分属诗律句法，不能视作慢词。三是律慢过渡体。这类词已基本上摆脱了诗的句法的支配，但又不完全符合慢词的标准。如尹鹗的《秋夜月》，欧阳炯的《风归云》。四是唐慢体。这类作品已完全符合慢词的标准，无论句形句式都已奠定了慢词的声律基础。如《内家娇》、《倾杯乐》。五是宋慢体。如李白的《连理枝》、杜牧的《八六子》。因此，唐五代所存的真正符合慢词标准的仅有四、五两类，今存十调十六阕，到了宋初仍见宋人使用的仅八调而已，而且与宋词的格律差别很大。因此，宋慢词并非由唐调直接演变而来，而是结合宋代当时的民间新声，才可能产生独特的韵律声情，最后形成别具一格的宋慢词天地。
宋代初期，社会趋于安定，大都市日益繁荣，市民阶层逐渐兴起，这为新文学形式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宋初相对繁荣的局面，也必然要求能有一种与之经济、社会形态相适应的文学形式。诗歌创作在唐代己发展至极顶，后人很难有新的突破，必须在新的文学形式上有所创新，独辟蹊径。“词”虽是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但唐五代盛行的小令容量小，难以反映广阔的生活场景，更难以抒发词人丰富的思想感情，无法适应日益发展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如果柳永描写杭州胜景使用的不是107字的慢词《望海潮》而是小令，即使他的艺术造诣再深，恐怕也难以描摹“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豪奢景象和“三秋桂子，十里菏花”的清丽风光。因此，社会迫切需要文人们能够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来满足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当时城市人口集中，作为市民主要娱乐方式的音乐，其需求也与日俱增。民间流行的新乐曲越来越多，品位也日趋高雅。宋统治者的官办教坊为庆典和祭祀的需要也创作了大量的宫廷大乐。这为宋慢词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宋初就有文人开始尝试采用慢词这种形式，如和岘创作的《开宝元年南郊鼓吹歌》三首（《导引》、《六州》、《十二时》），每首皆在百字以上，已具宋慢词雏形。但由于创作数量太少，对词坛影响甚微。直到柳永致力于慢词创作，才使词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柳永也因此奠定了其在词坛上的地位。正如李清照所言：“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数百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论词》）。
柳永慢词创作的成功，与他特殊的生活履历密不可分。科场失意使柳永经常出入于秦楼楚馆、歌台舞榭，深深植根于歌妓乐工之中，在“绮罗丛中依红偎翠，笙歌筵上浅酌低吟”，听着歌妓“接新声，珠喉渐稳”，“绛唇启，歌发情幽”。歌妓们经常在“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素新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叶梦得《避暑录话》）。优越的音乐环境为柳永慢词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柳永仕途坎坷，一生飘泊不定，为抒发羁旅行役的绵绵愁思，也迫使词人在小令之外去开拓创新。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柳永闯出了独具特色的宋慢词。
在《乐章集》两百余首词中，慢词占十之七八。数量之多大大超过前人所作慢词的总和，即使同时代的词人如张先、欧阳修等名人也望尘莫及。柳永创作的慢词，除一少部分是对前人的继承之外，绝大部分是柳永的首创。即使对旧传的部分小令，柳永也加以改造衍化为慢词，音节句数绝不相袭。如李后主的《浪淘沙》仅54字，柳永增至136字；晏殊的《雨中花》仅50字，柳永的《雨中花》增至100字；《鹊桥仙》、《定风波》、《甘洲令》等，到了柳永手中也都成了慢词。而还能体现《乐章集》特色的还在于他创作了前所未有的词调。如《望海潮》、《笛家弄》、《送征衣》、《玉女摇仙佩》等，皆在百字以上，至《戚氏》，则增至212字，乃词史之巨制。柳永首创的慢词在50调以上，这无疑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创举。
单位：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