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李荣先生学术思想简论
作者：刘兴策
1959年到1960年李荣先生带领熊正辉先生到湖北等地指导方言普查工作时，曾到武汉，邀詹伯慧、朱建颂和我去开座谈会。
1980年10月，中国语言学会在武汉举行成立大会和第一届学术讨论会，王力、吕叔湘、朱德熙、李荣等先生和全国各地的语言学家云集武汉，我是大会的工作人员之一，而且又分到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组作联络工作，因而有机会几次与李先生面谈。
20世纪80年代我加入汉语方言学会并招收、培养方言学研究生后，跟李荣先生的交往日益增多，也得到先生更多的教诲。下面就谈谈我所知道的李先生的学术思想。
一、严谨、求实的学风
1957年上半年，李先生给我们讲方言调查基本知识时，几次讲到方言调查要认真，要反映方言的实际情况。1959年李先生带领熊正辉先生来武汉指导方言普查工作时，又一再强调调查方言要实地调查，他听说我们在对湖北方言进行大面积普查时，还深入到宜昌、宜都、当阳、嘉鱼、蒲圻、浠水等地进行实地调查，热情地给以肯定。
1981年1月5日李荣先生在山西省语言学会与山西大学中文系举办的讲演会上讲到“方言的研究”问题时说：“研究工作总要收集材料”“收集材料可以‘反躬自问’，可以由近及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1981年11月23日，李先生在汉语方言学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说：“说到我们这个学会的目的，这无非是调查方言，推动语言学进步，为提高祖国的文化水平做一些工作。”他明确指出：“研究方言首先就得调查，不能用印象替代调查。”他强调“方言调查就得讲实地调查，实地纪录，认真分析、认真研究。调查要反映实际，研究要打开思路。不能拿自己的印象去替代调查研究。”1988年初，李荣先生在广州参加中国语言学会年会后，应邀来到武汉，他在给华中师大汉语专业教师和研究生讲课和与我们座谈时，再次强调要注重方言调查。李先生多次论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十分重视方言学科的学风建设，他反复强调要“实地调查，实地纪录，认真分析，认真研究”，真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
李荣先生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多年以来始终是这样做的。例如1959年春，李荣先生和丁声树先生一起主持了对河北昌黎的方言调查工作，这次调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重点调查，共调查了五个点，每个点记录了3000多个单字音，五六千条词和词组，一百多条语法例句；第二阶段是简单调查，共调查了193个点。在调查期间，他和丁先生一起带领中青年语言工作者对昌黎方言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日夜辛劳，拥有了十分翔实丰富的方言材料，后来编写、出版了有36万多字的《昌黎方言志》，这本著作被方言学界公认为我国方言调查报告的精品和范本。
李荣先生一生倡导的并且始终身体力行的严谨、求实的学风，不仅对我们这些在20世纪50年代直接受过他的教诲的语音研究班的学员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我们所培养的研究生树立良好的学风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优良的学风是丁声树、李荣等著名学者留给众多学生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应该永远成为我们汉语方言学会的“传家宝”，成为整个学术界的“传家宝”。
二、积极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
从1956年初到1957年夏天，李荣先生在给语音研究班讲方言调查课时，编写了油印讲义，内容比较简略。后来李先生在总结给语音研究班讲课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汉语方言调查手册》，于1957年12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补充了“怎样记词汇和语法例句”、“怎样写方言调查报告”等，内容更为丰富、完备，表现了李先生在治学方面积极进取、精益求精的精神。
李荣先生在教学方面如此，在科学研究方面更是如此。他从来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从来不安于现状。例如在十年动乱结束之后不久，他积极筹划，四处奔走，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79年创办了《方言》杂志，这个杂志培养了许多中青年学者，有力地促进了方言学的发展，为开创我国方言研究的新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又如通过对汉语方言分区问题的多年思考，李先生在汉语方言学史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对汉语方言区的“层次划分法”，就是对汉语方言区的划分最多可分为下列五个层次：
大区——区——片——小片——点
其中区、片和点是最基本的。区底下一般分成若干片，片有时分成若干小片，有些区可以总括为一个大区。例如：东北官话区、北京官话区、冀鲁官话区等8个官话区可以叫做总括为一个“官话大区”。
1987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联合编绘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将现代汉语方言分成十区，即官话区、晋语区、吴语区、徽语区、赣语区、湘语区、闽语区、粤语区、平话区、客家话区。20世纪前半期对全国汉语方言分区的著作较重要的，如赵元任1939年的《语言区域图》将汉语方言分为北方官话、上江官话、下江官话、吴方言、皖方言、闽方言、潮汕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等9种，赵元任1948年的《语言区域图》将汉语方言分为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南语、闽北语、徽州方言等11种。由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三位先生主持编绘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对汉语方言区的划分和命名，较20世纪前半期的《语言区域图》更具有明确性和科学性。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李荣先生根据古入声字的今调类，将汉语官话分为江淮官话、西南官话、中原官话、冀鲁官话、兰银官话、北京官话、胶辽官话等7种，后来又从北京官话区中分出东北官话区，也就是将官话大区分为8种官话；同时，将晋语从北方官话中分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大方言，这些崭新的见解鲜明地表现出了李先生努力创新的精神。
人们常说，科学研究的任务是不断地探求新现象，提出新观点，运用新方法，创建新理论。李荣先生作为当代中国方言学界“闪亮的人物”，他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不断地探求汉语言的新事实、新现象，不失时机地提出“按古入声字的今调类”为官话方言分区的新观点，经常提倡运用比较法这类新的研究方法，并创造性地提出“层次划分法”划分汉语方言区的新理论。李先生深厚的学术积累、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勇于创新的精神，给我国的汉语方言工作者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三、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的精神
在20世纪90年代，李荣先生早已是在方言学、音韵学、词典学等领域有显著成就、享誉国内外的著名语言学家了，可他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语言研究所；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到外地参加学术会议，他总是抓紧时间，孜孜不倦地读书、写作、审阅、修改文章。从1990年6月到1995年9月，我到李先生家去过三次，每次都见到他坐在写字台前专心致志地读书、写文章。他不仅十分关注方言研究和方言学的发展，而且对于方言学以外其他领域的学术问题也很关注。1995年2月27日李先生给我写了封信，信中说：
奉上复印件一纸。
请托人打听，1993年10月14日出土于荆门市四方铺乡的郭店一号楚墓的《老子》等竹简，当地曾经出版否？或在他处出版，能否取得印本或相片？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