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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现代中国”想象
作者：彭树欣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从小就受到爱国思想的熏陶。甲午战争后，他积极投身维新变法运动，和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为国事奔走，大声疾呼，成为和康有为齐名的爱国志士。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主要从事宣传活动。在日本，他办报纸，写文章，致力于开启民智的文化普及工作，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舆论界的骄子”。《少年中国说》就是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为塑造中国的现代国家形象、制造将来现代中国立国的舆论而作的。
梁启超的“现代中国”想象，首先是起因于他者对中国的命名，文章开头说：“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老大帝国”是来自于欧西和日本人的命名。梁启超对这一命名和形象深为不满，于是心中产生了“少年中国”的现代国家想象。他大声疾呼：“呜呼！我中国果其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现代中国是个抽象的概念，想象的现代中国必须是个具体的形象。梁启超在“中国”前冠以“少年”二字，使之形象化，以少年的形象和特征来指代“现代中国”的形象和特征。于是梁启超先描绘了少年的形象和特征。梁启超一反中国传统“重老轻少”的倾向，给少年以前所未有的肯定，在与老年的二元对立中肯定少年的性格和价值：如老年人保守、忧虑、灰心、怯弱、苟且等，少年人进取、快乐、盛气、豪壮、冒险等，通过这一番对性格的比较之后，作者又用诗一般的语言对两者的形象进行了比较：
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瀦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
在此，梁启超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观，一扫过去对少年的贬抑（如少不更事、少年轻狂等），描述了充满希望和活力、具有进取精神的少年形象。这一少年形象，具有反叛传统、指向未来的现代性，而现代性正是现代国家的重要特征。因此，这一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少年形象正是“少年中国”的象征。
梁启超在表现少年形象现代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少年中国”现代性的具体内涵。少年中国的现代性主要体现与“老大帝国”（封建朝廷）的断裂上。现代性的发生一种表述就是现代与过去的断裂：制度的断裂，观念的断裂，生活的断裂，文化的断裂。梁启超认为，“老大帝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澌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而“少年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更重要是，梁启超认为中国过去未有国家，只有朝廷，现代国家在观念和制度上与过去的朝廷有本质的区别，表现出明显的断裂性。梁启超的现代国家观念显然来自于西方，他说：
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
这就是梁启超想象的现代国家。而中国昔未现此国，中国过去之国，虽有国之名，未有国之形，“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中国过去之国不过是朝廷的代名词而已。梁启超明确指出，现代国家与朝廷的本质区别在于：“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因此不能以朝之老少来指称国之老少，谓朝已老则可，谓国之老则不可。“老大帝国”实际上只是朝廷之谓，不是国家之谓。梁启超通过辨析国家与朝廷的区别（这是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得出结论说，“然则吾中国者，前此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程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这一少年中国，是西方现代国家观念孕育的产物，它在全球化的空间想象中，认同欧西强国，并作为自己未来的行进目标。梁启超的现代国家想象打上了欧西的烙印，中国的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西方的现代性，特别是早期的现代性追求更是如此，学西方，成了中国现代性的重要内容。梁启超前期的现代性追求，也明显具有这样的特点。
但是，梁启超的心态是复杂和矛盾的，他的现代性追求没有完全斩断和传统的关系，他的现代中国想象，在追求西方的现代性的同时，仍然和传统藕断丝连。梁启超一方面批判传统，另一方面又向往中华帝国过去的辉煌，他说：“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煊赫。”梁氏认为这是“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梁启超想象现代中国，意在要恢复中华帝国过去的辉煌与成就，因此，他想象的现代中国又流淌着祖宗的血。这是一个中西的混血儿形象，既具现代性，又有传统性。当然，现代性是其高大光辉的形象，而传统性只是其若有若无的影子。
正是因为少年的现代性本质，梁启超的现代中国想象始终和少年的身影连在一起。梁启超认为，现代中国的主人应该是具有现代性的中国少年。只有国之主人具有现代性，国家才能成为现代国家。梁启超想象的现代中国是“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但是欧西日本人偏偏称我为“老大帝国”。这一反差使梁启超发现，“老大帝国”形成的关键是“握国权之人皆老朽之人”，“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老朽”这一称谓，已蕴涵了反现代性，其反现代性表现在无活力、无知识、无追求、奴隶性。“老朽之人”是中国的治国者（主人），其反现代性的特征使中国无法成为现代国家，只能变成“老大帝国”。因此，梁启超认为只有乾坤换了主人，使中国少年成为国家的主人，才有可能使中国变成真正的现代国家。因此治国的责任落在少年身上，“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国家的荣辱兴衰和少年息息相关，“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隶，则烹脔鞭箠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少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梁启超想象的“少年中国”的形象和“少年”的形象，在此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在展示了现代中国的实质性的内容之后，文章结尾用象征手法和充满诗意的语言，描述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前程无量的现代中国形象。想象的现代中国如一轮红日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华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
“少年”的重新发现与意义重估，是晚清以来，中国文化和文学中值得注意的现象。然而，中华文明素有重老轻少的传统，梁启超笔下的“少年”是如何被发现的，又是如何和想象的现代中国——“少年中国”联系在一起？笔者在此进一步追索梁启超的“少年中国”的发现和想象的过程。梁启超在文中说，龚自珍有一首诗，叫《能令公少年行》，是其爱读的。这首诗在梁之前，已先一步对少年精神做出了肯定。这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的想象源头之一。此外，梁启超还在文中写到“少年意大利”，并在他的其他文章中使用了“少年德意志”、“少年玛志尼”等词语。将“少年”冠于特定的国名或人名之上，藉以肯定少年精神和现代国家的做法，显示了它与西方文化的渊源。这是“少年中国”的想象源头之二。再者，梁启超的“少年中国”想象与日本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密切。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曾刊登日人志贺重昂的《日本少年歌》，梁启超抵日之初，曾与志贺氏笔谈过，其所办《清议报》曾译载过志贺氏政论文多篇。梁明显受了志贺氏的影响。梁启超还深受日人德富苏峰的影响，德富氏的《新日本之青年》和《第十九世纪日本青年及其教育》等文，大力鼓吹“新青年”和“新日本”的关系。这些日人的作品成了梁启超的“少年中国”想象的源头之三。梁启超是在中西日三大文化的背景下发现少年，想象中国，但是“少年中国”的现代国家形象则是梁启超的独特创造。梁启超在后来写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进一步丰富了现代中国的形象，成了《少年中国说》的姐妹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