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归去来兮辞》的儒道合一
作者：郑 忠
从这篇辞的写作背景来看，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统治地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两汉经学的彻底崩溃，代之而起的是玄学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应该说崇尚虚无、回归自然、讲求出世、享受人生的道家思想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而儒学及后来兴起的佛学则退居其次。加之陶渊明“质性自然，非矫历所得”，终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在彭泽县令上仅八十余日，就辞官归家，从此躬耕陇亩，终身不再出世。由此可见，“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意本不仕，加之身处这样的时代，归隐是必然的选择。
从全辞的主旨看，这是一篇述志的作品，述的是归隐之志。表达的是对黑暗官场的厌恶和鄙弃，对农村的自然景物和劳动生活的赞美。全辞写思归，写归程，写至家门，写归家后的乐事，或以“松菊”自况，或抒发“自以心为形役”、“悟己往之不谏”的感慨，或直抒“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富贵非吾愿”的胸臆，无一不是表达这样的思想：乐于归去，离开这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官场；乐于归来，热爱纯真自然的生活。这一主旨正是与道家清静无为相吻合。
通观全篇，占主线的是道家物我两忘，寄情山水，乐安天命的思想。正如《古文观止》所云：“公罢彭泽令，归赋此辞，高风逸调，晋宋罕有其比。盖心无一累，万家俱空，田园足乐，真有实地受用处，非深于道者不能。”其实，这一点，在陶渊明归隐后的许多诗作中均有印证，如表现远离俗世、回归自然的《饮酒》，感喟人生虚无的《归园田居》等。以上这些是陶渊明所处时代使然，是以道家为主的主流思想在他身上的必然反映。
那么，“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陶渊明是不是就真的一头扎进田园，从此不问世事，一心修道呢？其实不然，在这篇辞中不时流露出他的另一面——儒家的影子。
首先来看陶渊明的“做官”经历。儒家历来讲“入世”，讲求世俗的情感和关怀，重人伦，重纲常，重此生，轻来世。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陶的身上也打下了太多的儒家的烙印。事实上，陶渊明早年立下济世的壮志，曾几次出仕，每次做官的时间都不长，最终因实在看不惯当时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丑恶，才决心辞官归隐，但这些经历不能不在他的文章中表现出来。表面上，他把曾经的做官经历比作“迷途”：“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种看似大彻大悟之言，实则正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愤激之词，这也从侧面表现了他坚决不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的志趣，这一点正是与儒家思想暗合的。
再看陶文中对自然景物和人情世态的描写：“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在这里，自然景物成为诗人生活兴趣的一部分而充满了生命和情意。这是一种不同于道家的“无情之情”，而是一种“有情之情”。它渗透了儒家的人际关怀和人生感受，他没有当时封建士大夫对整个人生社会的空漠之感，相反，他对人生、生活、社会仍有很高的兴致。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些正是儒家思想在他身上的体现。
同样，在陶渊明以后的一些诗作中，他不仅表现了“悠然见南山”的一面，还有“金刚怒目式”的一面。他歌颂那些历史上的神话传说中失败而不屈的英雄：“刑天舞干器，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赞扬那些为理想壮烈牺牲的人物：“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咏荆轲》）这些正是他不能忘怀“俗世”的有力明证。“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先师遗训”、“朝闻夕死”。如此看来，辞中所谓“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其实正是陶渊明“壮志难酬”、“抱负难伸”的曲折反映。
综上所述，从《归去来兮辞》及陶渊明后来的一系列诗文均可看出，陶渊明虽然受到当时道家思想的影响，并在自己的后半生彻底归隐，但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仍是儒家的人际关怀，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儒者”。所以，还是现代美学家李泽厚的看法最为中肯：“即使是陶潜的道家精神，也仍然是建立在儒道互补的基础上。仍然是与儒家精神交融渗透在一起的”（《华夏美学》）。
单位：浙江宁波万里国际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