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世上的光》：苦难人生的拯救之光

作者：苏顺强

　　海明威在《“首辑四十九篇”序》中写道：“我最喜欢的几篇作品是《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在异乡》……和一篇没有别人喜欢的、叫《世上的光》的小说。”[1]《世上的光》基本上没什么情节，只是以“我”的行踪为线索，写了两个场景，也就是我和汤姆在酒吧、火车站两地的见闻。在酒吧，酒保先是看见客人就不由自主地把免费菜的玻璃罩子盖上，再是非得见了钱才给倒酒、才揭开玻璃罩，最后，当汤姆说免费猪腿坏了时，酒保大骂出口并驱赶客人。如果不是“我”从中劝阻，汤姆恐怕已经和酒保打起来了。小说的大部分篇幅用在第二个场景。在车站，伐木工人们、印地安人们、还有妓女们都在等火车进站。先是有人取笑厨子白嫩的手，说他是个“妹子”。接着有人低俗地谈论一个大个儿妓女艾丽斯，接下来写金发妓女和艾丽斯围绕一个叫史蒂夫的拳击手的争吵，最后各自散去。这篇乍看起来像散文随笔似的小说，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没有典型生动的人物形象，没有任何能够立刻吸引读者的东西。海明威将《世上的光》（The Light of the World）列为他的“最爱”之一，个中缘由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如果把它放在海明威创作整体中去考察，把它和其他同类作品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它在海明威近百部小说中确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别致的艺术技巧。
　　
　　一、苦难人生的希望之光
　　
　　海明威一生的创作以刻画硬汉子主人公和宣扬硬汉子精神为主体，那是他在二十世纪的特殊历史时期西方的传统价值观体系坍塌之后所建立起来的个性化的价值体系，是在参透了人生的虚无本质之后赋予人生的一种审美的价值和意义，是他为虚无痛苦的人生铺设的一条个人主义的拯救之路。尽管海明威一生执着于硬汉子精神的追求和宣扬，但并不代表他没有任何的犹豫和徘徊。相反，海明威在大力宣扬硬汉子精神救世的同时，也曾思考过其他的救世方式。在《有钱人和没钱人》（To Have and Have Not）中，他让哈里·摩根临终前承认了用生命换来的教训，“一个人独自个儿决不可能有一点儿他妈的该死的机会”。[2]随后海明威出版的《丧钟为谁而鸣》引用了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堂恩的祈祷文作为卷首题词，“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欧洲大陆的一个碎片……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3]两两对照，我们分明发现海明威对个人英雄主义救世思想的否定和对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的呼唤。那么，《世上的光》表现的又是怎样一种救世思想呢？
　　海明威说他是靠阅读《圣经》学习写作的。[4]尽管他理性上不愿认同基督教仁爱和良善的救世主张，并在多种场合恶语抨击过基督教，但他从小所受到的西方文化熏陶使得他的思想深处不可避免地留有基督教文化的因子，并在创作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这种影响的印痕。《世上的光》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例证。小说以“世上的光”命名，是明显带有宗教意味的。《圣经·新约》中有几处提到“世上的光”，《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节，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神父。”[5]《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节中，耶稣对法利赛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5](P.114)显然，在基督教语境中，“世上的光”就是引领世人脱离苦难的希望之光，是对基督教仁爱教义的信仰和实践，是圣光普照之下的人的良知和善行。海明威正是化用了基督教的这一典故来构思这部小说的。
　　据卡洛斯·贝克记载，当编辑戴希尔拒绝《世上的光》时，海明威曾抱怨没有人接受故事当中的潜在的爆炸性的东西。[6]S·林恩认为，小说的名字取自霍尔曼·亨特的同名油画，小说“再次向自己的母亲开了一枪”，妓女艾丽斯“可以被称作大号的格雷丝或格特鲁德·斯泰因”。[7]吴然先生认为，“这篇小说的内容是由几个妓女以及一个同性恋男子的污秽谈话构成的”。“车站候车室是社会的一角和缩影，是尼克接受教育的课堂”。“然而圣光普照与污秽现象的两两映照，构成了一幅绝妙的讽刺画”。[8]林恩和吴然先生的解读是值得商榷的，他们也都没能接受故事中潜在的东西。我认为，在小说中，无论是作者还是“我”，对艾丽斯的态度不是讽刺和否定，而是褒扬和肯定。在《短篇小说的艺术》中，海明威说可以把题目称为《瞧，我站在门口敲门》，并说“要经常想到她们一生中仅有的美妙时光中的那副样子。那就是你们所做的一切，也是我试着在故事中写出来的”。[9]那么，海明威试着在故事中写出来的即故事中潜在的东西是什么呢？
　　酒吧的场景展示给我们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友善、不信任。候车室的场景同样呈现给我们的是人们的污秽言语、肮脏灵魂和对他人的不尊重。小说的中心情节是艾丽斯和金发妓女的争吵，而争吵的焦点是谁为“空前未有的大伟人、大好人、正人君子、美男子”拳击手史蒂夫服务过、他爱谁和谁更爱他的问题。究竟谁在撒谎或者是两个人都在吹牛，我们不得而知，也无关大局。我们看到的是她们在谈论史蒂夫时或露出愉快的笑容，或流下伤心的泪水。在她们的笑容和泪水背后，海明威惊喜地发现她们的灵魂深处还残存着尚未泯灭的向善之心和人类对仁爱的渴求之情。海明威从妓女卑贱的身份和肮脏的躯体中发掘出她们灵魂的闪光点，并希望她们潜在的一颗向善之心和人类普遍对仁爱的渴求之情能够引领人类敲响幸福和天堂之门，幻想对爱的苛求和向往会引领人类脱离苦难、走出黑暗、走向幸福和天堂，保持和发扬这种向善、向爱之心，正是她们及人类得救的希望之光。这或许就是海明威所说的潜在的东西，也是海明威在硬汉子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之外依然无法彻底否认的第三条救赎之路。
　　
　　二、淡中出奇，突破窠臼
　　
　　海明威自认为小说的内容要比莫泊桑的《戴家楼》好得多。[6]（P.430）这告诉我们这是一部妓女题材的小说，而且还提示我们可以把它和《戴家楼》作一番比较。《戴家楼》是一部极具讽刺性的小说。一个小镇上的各色男人们因为妓院停业一天而失魂落魄、郁闷甚至愤怒，五个妓女伪装成贵妇人出行之后，把接下来重新开业的日子视作“节日”。莫泊桑运用绝妙的讽刺笔法揭露了一个时代的道德沦丧和精神空虚。与《戴家楼》不同，《世上的光》同样属妓女题材，但作者却是从正面去肯定妓女身上往往被人们忽略了的人性之光。中外文学史上从正面去赞美妓女的小说也不少，有歌颂妓女崇高爱国精神的，如《羊脂球》；有颂扬妓女深沉情感和牺牲精神的，如《茶花女》；有肯定妓女光辉人格和贞烈性格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等。与它们不同的是，《世上的光》中的妓女，没有崇高的民族情感，没有纯洁高尚的情感世界，也没有能凸显她们光辉人格的英雄壮举。作者只是通过她们一生中难得有的幸福时刻，向人们展示了她们心灵深处那一点点闪光的东西，并把它提升到拯救普世众生的基督圣光的高度，给予充分的肯定。在《世上的光》中，海明威就没有企图拔高妓女的形象，她们仍具备妓女的特征，只不过她们还知道什么是真善美，并对真善美抱有钦佩、羡慕和向往之情。她们不是什么完人，更不是什么圣者，只是“站在门口敲门”而已。海明威曾在给多斯帕索斯的信中说：“不要写什么完美无缺的人物性格要把他们写成人，人，人，别把他们写成象征。”[10]可见，海明威突破了妓女题材小说写作的窠臼，于平常之处发现新奇，于低俗中发掘神圣，这就是他构想的独到之处。海明威曾告诉他的出版商查尔斯·斯克里布纳说，“我和莫泊桑交过手，打败他用了我四篇最好的小说”。[7](P.456)海明威近乎狂妄的自信，由此看来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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