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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与《死魂灵》讽刺倾向比较
作者：王一玫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讽刺小说。在这部“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之书”中，作家是“混合着痛苦的憎恶和明朗的笑”[1]的复杂感情来进行创作的。因而，他不满足于只将他所讽刺的对象身上那些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收到喜剧效果的做法，而是将悲与喜这一对对立的美学范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人物身上可笑之中的可悲，所谓“虽以谑语出之，其实处处皆泪痕也”，[2]让人在一阵开心的笑中，去思考严肃的社会问题，其中寄寓了作者对人物的嘲笑、对社会的批判和对人物的命运深表同情的思想感情。王玉辉是作者讽刺的人物之一，这个被程朱理学毒害得几乎丧失了人性的迂拙夫子，他的大女儿早已“守节在家里”，三女儿“出阁不上一年多”，也死了丈夫，“哭得天愁地惨”，立意“跟着丈夫一处去”，公婆听了，“惊得泪下如雨”，反复好语相慰，然而作为父亲的SEt辉，对女儿不仅不加劝阻，反而极力支持，并训斥自己的老婆不理解女儿的行动，女儿实现了殉夫的愿望之后，王玉辉则“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读到这里，我们不禁会失声大笑：主人公在这里所发表的议论，所采取的态度既是迂腐的，又是不合人性的，而这种“和我们自己以及人的天性中最不一致”的现象，正是笑得以产生的原因之一，是喜剧性的根源，因此王玉辉劝女儿殉夫是具有喜剧性的。然而在他身上也存在着令人心酸的因素：他在女儿自尽、建坊入祠时，又“转觉伤心”，“在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心下不忍”，见“红男绿女”[2]（455-460）出游，触景生情，引起胸中几多哀愁，这是人性在他身上的复归，是人性复归后对心酸往事的回忆而产生的几丝痛苦，因此他又是悲剧性的。正因为作者将人物身上存在的悲、喜二重因素结合起来描写，便使其讽刺艺术具有了特殊的审美功能。读者看到这一形象，会陷入感情的复杂圈——是该悲?是该喜?而正是在这悲喜交加的感受中，读者显现出自己的倾向性：用“笑”来否定人物身上无价值的东西，用“泪”来同情人物身上有意义的方面，这正是作者主观倾向性物化以后收到的相应的审美效果。
除了通过写人物的可笑与可悲的性格因素以外，将人物的可笑面与可悲面结合起来，写出人物身上的无价值的东西以及有价值的东西的被毁灭，从而为人物一洒同情的泪水是吴敬梓写作倾向上的又一特色。这种写法，除了在人物描写上保持中和——不将人物写成好就完全好、坏就完全坏的美学原则以外，更主要的是通过对这类人物的描写，形象地告诉读者：在这个黑暗的社会里，即使具有许多优秀品质的人，也只能利用这些美德去做那些令人发笑的事，这是人身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的另一种形式，最终也只能是以悲剧结局。足见封建思想对当时人的毒害有多深!由于作者是以悲喜剧相结合来塑造人物，其间融会了多种审美元素，因而它给予人们的也是多种掺杂在一起的审美感受。这些艺术形象在读者心目中引起的，常常是一种嫌恶与惋惜、鄙弃与怜悯相互混杂的感情。可以说马二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与喜剧相结合的人物。几十年的刻苦攻读，养成了他思想僵化、动作机械的特性，因而出现了游西湖这样的喜剧场面。本来，走出书斋、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对每个读书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享受，可马二先生在大自然的景色中，显得格外不协调：他以自身行为的荒谬，甚至荒唐，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在这里，马二是个令人嫌恶的冬烘先生，但在他身上也有令人同情的一面，二十多年的科场试艺，屡屡失败，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大悲剧；然而他并没有从中觉醒，仍旧醉心举业，弥久不衰，费尽心力去追求那毫无价值的东西，这又是一大悲剧。更为可恶的是，他还那么真心实意地指引别人去走被他自己证明了是错的老路，这便是一个用“好心”制造悲剧的人物了。有什么比身处愚钝而不能自觉、还自以为是更为可悲的呢?与此同时，在他身上还有着许多值得称赞的优秀品质，如善良、朴实、急人之难，不吝钱财，为了帮助蘧公子解脱灾难，他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在杭州，他见到流落他乡的匡超人，便出资出衣，帮助他回家。这些品质，不必说，自是难能可贵的，但他这样做，充其量不过是为了让人家能“以举业文章为主”。良好的行动只是为着一个可笑的目的，这必然是滑稽的，而在这滑稽的形式下，良好的品质被毁灭了，这又是可悲的。这样，作者对这类人物便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我们在对他们产生同情、报以赞许的同时，又有对其深刻的嘲笑。
同吴敬梓一样，果戈理在《死魂灵》里的讽刺也是非常尖刻的，作品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五个地主的描绘，极其深刻地鞭挞了俄罗斯腐朽社会的代表人物——官僚、地主和贵族。而在讽刺倾向上，其突出的特点正如作者自己在作品中所表述的那样：“由分明的笑，和谁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来历揽一切壮大活动的人生。”[3]作家对所描写的对象，一方面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嘲笑，同时作家又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哀婉，成为所谓“含泪的微笑”。为了构成“分明的笑”，作家抓住人物的言论与行动、手段与目的、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矛盾，通过具体生动的别具风趣的平常话、平常事，写出他们特有的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本性，从而收到喜剧艺术的特有效果。例如乞乞科夫本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家伙，只要能赚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可他在干这些坏事时，却表现出十分高雅的样子。他购买死魂灵，大发死人财，这是极为卑鄙的举动，然而作者却让他以一位正人君子的面貌出现在众人面前。他在玛尼罗夫那儿，流着眼泪说自己购买死魂灵是“忠实于真理”、为的是要使自己的“良心干净”、为的是自己要帮助无依无靠的“寡妇和可怜的孤儿”，说自己购买死魂灵对国家有利无害，国库会因此而收入一笔合法的手续费。[4]他在吝啬鬼泼留希金那儿竟然成了一个十足的呆子，说他情愿负担死农奴的人头税，不怕“吃亏”，而且“连买卖合同的全部费用，也全归自己负担”。[4]（117-119）这一切说明，主人公都是用另外一个本质的假象来把自己的本质掩盖起来，从而形成了现象与本质、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尖锐对立：只信金钱、不信其它一切的人，竟然成了真理的忠实信徒；心地肮脏的家伙竟成为“良心干净”的人；杀人唯恐不尽，连死人也不放过的人竟成了寡妇和孤儿的救命恩人；金钱迷一下子变成了讲情谊的慷慨汉。作者正是抓住人物本质与现象形成的矛盾与不相称，导致这种现象的自我否定，从而收到了讽刺艺术所特有的“笑”的效果。此外，作者让极端庸俗的玛尼罗夫披着高雅可爱的外衣，侈谈“优美的礼节”和“友谊的幸福”；让富甲一方的大农奴主泼留希金穿着女管家的破旧长衫，过着乞丐的生活等等，都是利用人物本质与现象之间的“矛盾”，来达到“分明的笑”。无疑，这里的“笑”，正如作者在《剧院门前》中所说的那样，是作品中“无往而不在的一个正直人物”，是作者对他所认为的“毫无价值的东西”进行的社会制裁，在笑声中完成。与此同时，作家是要“籍着笑之光，探寻着这种神秘实体(丑恶)的本质”[5]让读者透过笑声，达到对现实的丑恶和荒谬的认识，从而发挥喜剧所特有的矫正作用。因此，“笑”在这里，既是作者创作倾向的表现，又是作品审美价值的所在。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果戈理无意于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现实，只寄希望于地主、官吏的道德自新，加之他还没有完全与自己所属的阶级决裂，因此，当他对本阶级的人物进行讽刺时，总是“含泪的”即善心地对他们抛洒“谁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比如，对玛尼罗夫的描写，作者一面辛辣讽刺了他的庸俗空虚、浅薄无聊，并尖刻地指出：跟这样的人接触，“在最初的一会儿，谁都要喊出来道：‘一个多么可爱而出色的人啊!’但停了一会儿就什么话也不能说了，再过一会儿，便心里想：‘呸!这是什么东西呀’!于是离了开去，如果不离开，那就立刻觉得无聊得要命。”[4]（18）通过简短的议论，便活画出一个外表显得斯文知礼，而实则言谈极端贫乏的人物形象。讽刺是尖锐的，嘲笑是深刻的。然而就在这同时，作者又说他心地单纯，为人善良，流露出欣赏之意。又如对科罗博奇卡，作者一方面描写她愚钝自私，一方面又感叹她孤独无助；对泼留希金，作者一方面揭露他的贪婪吝啬，一方面又惋惜他中年丧偶，意志薄弱，以致没能“小心谨慎地管好”自己的“生活道路”。总之，果戈理对他笔下的地主尽了讽刺之能事，但同时又流露出为他所属的那个地主阶级堕落到如此猥琐的地步而悲痛的思想感情。
果戈理在讽刺对象身上抛洒泪水的内在含义与吴敬梓是不同的，如果说吴敬梓更多的是为他笔下的人物的道德的沦丧、品质的堕落……有价值的东西的被毁灭而洒下辛酸之泪的话，那么果戈理则是较多地为那些无价值的东西洒下同情的泪水，因此前者表现了作者世界观的进步一面，而后者则表现了作者世界观的落后一面。
参考文献：
[1]郭豫适导读.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55
[2]李汇群等校注.吴敬梓著.儒林外史[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452
[3]转引自吴朗主编.外国文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469
[4]王士燮译.果戈理.死魂灵[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30—3l
[5]鲁迅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567
单位：湖北襄樊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