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儒林外史》与《死魂灵》讽刺方法比较

作者：王一玫

　　每个成熟的作家，都有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即使在风格和方法上相近的作家，也会在许多方面显示出他们的不同来。对于同属讽刺杰作的《儒林外史》和《死魂灵》，只要我们一读，便感到它们在风格上是不一样的：读《死魂灵》，总觉得作者站在你旁边，时时、处处在提醒你，帮助你认识人物；而对《儒林外史》，在读者与作品形象之间，感觉不到作者的存在。因而二部作品出现了冷嘲与热讽的区别。《死魂灵》的作者常常在作品里穿插议论，直接就人物、事件或生活表示自己的意见，将讽刺之意明显地表现出来。其中，作者有时是通过自己的叙述语言来介绍、而不是通过具体的事件或场面表现人物性格，从而达到讽刺的目的。如作者写地主泼留希金的贪婪：“每天每天，他很不满足地在自己的庄子的路上走，看着桥下、跳板下，凡有在路上看见的：一只旧鞋底，一片破衣裳，一个铁钉，一角碎片——他都拾了去，……而且的确经过他走过之径，道路就用不着打扫。”这段叙述，显然不是对情节和场面的描写，而纯粹是作者以目睹者和评判者的身份向人们作介绍，但因作者使用了较为形象而夸张的语言，就把一位贪得无厌的地主形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如他对女地主科罗博奇卡的介绍，说她“是小地主太太们中的一个，如果没有收成，受损失，是要悲叹、颓唐的”；对罗士特来夫是一个“故事的”人物的介绍，都是采用的这种手段。这样写便于读者在作品有限的篇幅里，对人物有一个初步、全面的认识。有时作者通过对某事件或场面进行叙述和描写以后，直接站出来对事件和人物发表议论，如乞乞科夫参加舞会前的准备，在对他精心打扮作了描写之后，作者议论道：“你敬爱的上帝啊!如果人独自在那里，又觉得自己是一个美丈夫，并且确信没有人在钥匙洞里张望的时候，有什么还会做不出来呢?”出语幽默，不仅对人物前面的修饰是一个彻底的否定，而且对主人公自我感觉良好、不知自羞也是辛辣的嘲讽；有时作者则是边叙边议。这些议论，有着深刻的见地，成了形象描写的有力补充，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读者深入把握人物性格、了解作家的创作意图。
　　和《死魂灵》不同，《儒林外史》的讽刺倾向则是从情节和场面的描写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作家对形形色色的人物和现象的讽刺，总是含寓在对具体事物貌似客观的描绘之中，而不作直接的评论和褒贬，表现出形象描写的客观性。其中，有时作者通过对人物言行的自相矛盾的描写，以现象之间的相互否定，来达到对人物的否定。那位自以为高雅的杜慎卿，曾公开表示对天下女人深恶痛绝，然而暗地里却到处托人找妾；是他口头上高喊最讨厌“开口就是乌纱帽”，也是他留着几千两银子准备活动做官……在这里，作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只是真实地记述了人物的言论与行动，由于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人物自己丑恶的行动打了他自己“高尚”的嘴巴，从而揭露了他卑污的灵魂，收到了讽刺的效果。一并写出人物的几面，让这几“面”之间互相比照，相互否定，形成讽刺，这是《儒林外史》“冷嘲”的又一特点。这种方法，用鲁迅在《论照相之类》的话说，叫做“二我图”：其中一个“我”“傲然地坐着”，另一个“我”则“卑劣可怜地、向了坐着”的那一个“我”跪着。《儒林外史》中写胡屠户对范进中举前后的不同态度就是一幅“二我图”：在范进中举之前，胡屠户对他是百般的瞧不起，说他长得“尖嘴猴腮”，天生一副倒楣相，说他中了相公之后就要去乡试，是“癞虾蟆想吃天鹅肉”，骂得范进狗血淋头；可是待范进中举之后，胡屠户则完全是另样的态度，说他是“天上的星宿”，城里的那些老爷们也没有“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开口“贤婿”闭口“老爷”……。对待同一个人物，前后的态度绝然相反，前后胡屠户，互相否定，而这正活画出一个以势利为转移的市侩小人的丑恶嘴脸。
　　《儒林外史》与《死魂灵》的“冷嘲”与“热讽”的区别，在对严监生与泼留希金的描写中显得尤为突出，同是揭露地主守财奴本性，如前所述，果戈理除了作具体的描写之外，还写了一大段议论，极尽讽刺之能事；而吴敬梓写严监生，重点写了他临死前的一刹那，在这里没有发表一个字的评论，只是像生活本身一样如实地记述了他闭目以前为因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草，迟迟不肯断气的细节，便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守财奴的悭吝本性。这种“冷嘲”的方法，由于作者是客观地描述对象，不作过多的主观评价，因而能收到“令阅者不繁言而已解”的审美效果。
　　抓住人物性格的某一特征，集中笔墨加以淋漓尽致的描写，形成夸张的形象，达到讽刺的目的，这是《儒林外史》与《死魂灵》在人物性格塑造上的共同特征。《死魂灵》里的玛尼罗夫是一个耽于幻想、侈谈礼仪的家伙，作家对他的无着边际的胡思乱想，对待家务、对待礼节等方面的所作所为作了夸张的描写：他的书房里放着一本书，看了二年，才翻到第十四页；他客厅里的二把椅子，从结婚至今还没完工；他和太太“平时两人坐在沙发上，也会无缘无故突然接起吻来……时间长得足以抽完一支深色的小雪茄”；他与乞乞科夫为让对方先进客厅，“彼此互相谦逊，要别人先进门去”，竟然达“好几分钟”，最后“两位朋友只好都侧着身子，肚子换着肚子，一起走进门去”。作家通过对玛尼罗夫的生活、修养、言谈、思想等方面的夸张描写，集中刻画出了一个披着高雅的外衣，实则庸俗无聊、懒惰空虚的寄生虫的形象。此外，像罗士特来夫的吹牛、泼留希金的悭吝，都是作者通过夸张手法描写出来的性格。
　　同《死魂灵》一样，《儒林外史》里也有许多地方是通过夸张的手法来刻画人物性格的，不过相比之下，尽管二位大师都很注意对人物作现实主义的描写，没有把形象夸张到怪诞的程度，但就夸张的比例而言，《死魂灵》要比《儒林外史》大一些：《死魂灵》里的夸张是在怪诞程度以内极度夸张，是外在的夸张，显得明显、锋芒毕露；《儒林外史》里的夸张，是通过对生活本来面目的真实描绘而形成的夸张，是内在的夸张，显得含蓄、柔里藏机。为了刻画出严贡生这个为非作歹、横行乡里的恶霸形象，吴敬梓先后写了他强圈穷人的猪，还行凶打折了别人的腿；他施展讼棍的手段，没有借给别人银子，却向人家要利息；他刻薄无情、欺压寡妇弟媳，霸占二房产业；他坐船不仅分文不付，反而要船家给他赔不是……这些情节，都是围绕人物的性格特征展开的，使人物更加鲜明突出。又因作者夸张时，注意了对象存在的某种合理性，而且恰当地把握住了艺术的分寸感，形成“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风格。
　　通过人物外形的描绘，达到讽刺的目的，这是《儒林外史》与《死魂灵》在讽刺方法上的又一共同特征。
　　普希金曾经说，果戈理描写人物时，只需寥寥几笔，就可以把凡夫俗子庸俗之处勾勒出来，借以突出人物的性格。在《死魂灵》里，作家对人物形象的描绘，普遍使用了讽刺肖像画的方法，并把外貌的描写与心理的揭示有机结合起来，使人物的外貌成为读者认识人物内心世界的捷径。地主泼留希金是个地地道道的吝啬鬼，作家通过对他那双在浓眉底下转来转去的眼睛，那个总是被唾沫沾湿的下巴的描写，给我们展示了一副令人鄙夷的外貌，让读者清楚地看到泼留希金那种贪婪吝啬的病态心理和地主阶级面临腐朽没落的命运。
　　在《儒林外史》里，作者也常常通过否定人物的奇特外貌，表现人物丑恶的灵魂。具有“管乐经纶、程朱学问”的权勿用，一副怪模怪样，戴一顶“高白夏布孝帽”，当他应宦成主人之邀来到湖州时，刚进城门，那顶表示他“热孝在身”的帽子却被卖柴的尖扁担挑走。这一奇特外形与其意外结局的描写，有着深刻的讽刺意味：权勿用哪里是在守“孝”?只不过是摆摆样子罢了。这里对人物外形的描绘，显然是夸张了的。不过与果戈理略有不同，果戈理的人物外形的描绘更漫画化一些，作家对梭巴开维支的描绘即是如此：“他的脸色火红热烈，好像五戈比的铜板。尽人皆知，大自然在塑造人的面孔时，对许多人并没工夫精雕细刻，根本不用挫和凿子之类的小工具，只是挥起斧子就砍：一斧子砍出鼻子，再一斧子就砍出嘴唇，然后用大钻钻眼睛，连刮都不刮一下就让人出生，说一声：‘活!’人就活了。”描写幽默风趣、形象生动，所描绘出的形象完全像一幅漫画。吴敬梓对人物外形的描写，虽然也有漫画的特点，但更多的是近于白描，是在白描中渗进漫画因素的写法，如对夏总甲外形的描绘：“两只红眼睛，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其中充满漫画调，但更主要的是如实描写。这样便与《死魂灵》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风格：《儒林外史》是“婉而多讽”，《死魂灵》是廓大显刺。两种风格各臻其妙，各领风骚。
　　
　　单位：湖北襄樊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