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用人性的眼光解读文学作品
作者：石 慧
如教学莫伯桑的《项链》，只是一味地遣责玛蒂尔德的小资产阶级虚荣心，全不见对她不幸命运的同情，对她无计可施的焦虑，对她诚实美德的赞许，对她勤劳持家、艰辛偿债的敬佩。有的只是让人心寒的冷冰冰地作壁上观，教与学者让人感到缺乏人性的光芒，仿佛他们都来自天国仙界。玛蒂尔德羡慕上流社会的生活有什么罪过呢?谁敢说自己不喜欢上流社会的生活。要说罪过，首先应当是上层统治者有罪，他们穷奢极欲，为所欲为，又制定出一套不允许他人越轨的伦理原则。玛蒂尔德一时的狂欢，只不过瞬间，在这瞬间的一件偶然的小事，却改写了她的人生。人何其渺小可悲啊，人世间有多少不可预料的无奈，谁又能说得清呢?作者在小说中的议论就点明了这一点，恐怕这才是作品要留给我们的哲学思考。
讲到别里科夫，就只讲他是沙俄统治者的鹰犬，进步事业的绊脚石，却看不到他生活的兢兢业业，更不消看到他与人为善，尽管别里科夫曾扬言要告密，但直到其死去我们也不能找到他出卖他人的证据。在那个充满了血惺的专制时代，谁又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假若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人生会不会是如此?别里科夫并非自觉地因循守旧，阻碍变革，心甘情愿地维护现有秩序的思想，受到了作家辛辣地讽刺与批判，他害人又害已的不自觉，又得到了作家深切地同情，对照其作品首尾不难看出。别里科夫只是千万个套中人的典型代表，唯其钻出套子，革新自救，才是唯一出路。恐怕这才是作家塑造这个人物形象的真正意图吧。
对外国作品误读误解不一而足，对国内作品的认识与解读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讲《胡同文化》时，我们很多人大讲特讲汪曾祺先生对落后文化的批判，对其留恋之情视而不见或讲不出所以然来。其实，这是一篇饱含深情的美文，作者既有对胡同文化的批判，又有对胡同人生存智慧的欣赏。面对社会变迁，作者既达观，又有很多无奈，所以才饱含深情地说一声：“再见吧，胡同”，个中滋味非细品不能体会。
宋人黄庭坚的“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经鲁迅先生倡导并身体力行，成了杂文写作的金科玉律。我们在以往的教学中，尽管有些人对文中先生讽刺、挖苦和咒骂论敌的文字觉得有些不理解，甚至感到有些不舒服，觉得先生不够有气度，过于睚呲必报，但几十年来，从没有人怀疑过它的正确性。鲁迅先生在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地位固然不容怀疑，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鲁迅先生也概莫能外。邵建先生说：“骂只会破坏文化生态，污染社会环境和人性，造成巨大的历史性负面影响。”这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文革中红卫兵小将践踏人性的作为，已经给我们提拱了最血醒的例证。如果人人都可以打着正义的旗帜，快意于自己曰的公正性而不择手段，那么社会就永远无法达到或接近公正。只有程序的公正，才能保证动机公正合理地实施。鲁迅先生不是神而是人，对于他留给我们的事做了，先生泉下才可能欣慰。出现上述那样局面，对于信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我们，讽刺意味是极其浓厚的。
今天看来，揭示人性的复杂，展现生存的困惑，引导我们关注自身的状况，应该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功能。立足文学是人学这一基本视点，用人性的眼光解读文学作品，是正确解读文学作品的重要方法之一。
事实上，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包孕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它们的解读绝不应该贴标签，而应该是多元的。这正如钱理群教授指出的那样，一切伟大的作家，一切不朽的文学作品、文学典型，几乎都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无限开放的体系，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层次的阅读者、研究者，都按照各自所处的时代、国家与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感情、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角度、侧面接近它，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文学批评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在文学作品的教学中，应该立足于“文学是人学”这一基本视点，用人性的眼光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审视它，进而走进作品，与鲜活的人物进行心灵的沟通，与作者进行无障碍的交流，以构筑我们美好的精神世界。唯有如此，才能引导学生进入创造性的思维殿堂，去发现美，欣赏美，进而创造美，这才是文学作品教学的真谛。
单位：湖北信息工程学校高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