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贾宝玉对孙悟空神化形象的世俗还原
作者：路舒程
一、孙悟空与贾宝玉之间的隐性联系
（一）相同的母体：石头
孙悟空的出生源于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顶的一块仙石。因其“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而内育仙胎，终诞神猴。而原名《石头记》的《红楼梦》开篇亦以神话道出贾宝玉来历：乃女娲补天所剩的一块弃石得僧施法，化石为玉，化玉为人，致使宝玉衔玉而生。
（二）相似的性格：顽劣叛逆
悟空和宝玉同是时代漩涡中的两块顽石，一个造孽于神界，一个作孽于人间。悟空生性自由，蔑视礼教，大闹天宫，混搅地府；宝玉则是“孽根祸胎”、“混世魔王”，不求功名仕进、耀祖光宗，偏偏最喜在“内帏厮混”，“顽劣异常”。宝玉的种种“魔行”在贾政看来，也无异于悟空的大闹天宫了。
（三）自由的约束：唐僧的紧箍咒与贾政的家法
悟空最恼的是时刻束于头上的金箍，哪怕再顽劣自由，只要唐僧一念咒语，他只得乖乖听话。宝玉也是如此，他的金箍是无形的，被贾政等人制定的种种礼教家法束于他精神和思想上。他虽在大观园中受尽娇宠，可一旦遇上贾政便手足无措、胆战心惊。甚至于路经贾政书房时，尽管周瑞已告诉他“老爷不在家”，他也坚持绕道从角门出府， “虽锁着也要下来的”。
（四）人生的指引：仙人与僧道
孙悟空被压五指山时受观音点化走上取经之路。在降妖之时，每当妖魔太厉害无法对付，总会有天界神仙下来救其师徒性命。而《红楼梦》中，宝玉的出世就是由僧道二人空空道人和渺渺大士共同度脱的。宝玉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命运都明显系于和尚道士之身，最终被僧道挟持着遁入空门。
（五）相同的结局：皈依佛门
悟空护送唐僧历经八十一难后终得正果，被封“斗战胜佛”。贾宝玉在尘世中“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终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
由此可见，曹雪芹在构思贾宝玉形象时受到了孙悟空的很大影响。贾宝玉身上留着孙悟空的血脉，他是将孙悟空的神话形象进行还原之后的世俗形态。
二、补天理想的传承与变异
《西游记》之时，政治腐败，世风沦夷，宦官弄权，特务肆虐。作者对社会现实心怀不满，迫切要求起衰救弊，改善混乱不堪的统治秩序。本着“以笔行医”的救世意识，孙悟空补天英雄的形象应运而生。他杀入天界，根本原因是由于“玉帝轻贤”，只让他做了一个不入流的看马官“弼马温”。即使后来被封“齐天大圣”，也无非挂名空衔而已。悟空大闹天宫的一系列造反举动虽然扰乱了天庭秩序，但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统治制度，他甚至自己也有取玉帝而代之的狭隘愿望。而且，悟空在护送唐僧途中所做的一切降魔之举，也都是为了整顿社会秩序，使封建等级制度更趋完善。
因此，悟空身上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他一方面对现实心怀不满，充满叛逆和斗争精神：颠覆天宫的神圣地位，打上灵霄宝殿；蔑视生死定数、“六道轮回”的说教，硬闯冥司，擅改生死簿；与天上诸神斗智斗勇、永不服输，即使被推入老君的八卦炉中烧炼“七七四十九日”，也决不悲观，反炼就一双火眼金睛。另一方面，他却依然听取观音教诲，协助唐僧取经，拯救东土众生，“再修正果”。以其不可思议之神力，做出常人无法企及的大胆行为。
可见，悟空的形象明显被神化了。袁珂在《中国神话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从《西游记》的总倾向看，它和古神话所具有的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原是一脉相通的。”此言不差。如若细细考察，便会发现悟空体内凝结了中国上古神话的种种精华。神猴出世承袭了盘古开天辟地的模式；“玉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同“共工与颛顼争帝”、“刑天与帝争神”的思想一脉相承；孙悟空的七十二般变化，是鲧死后，禹生前化为熊等神话的夸张和发展；“如意金箍棒”能大能小，与治水的“息壤”可自己生长也有相似之处……（参见陈辽《<西游记>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小说》，《安徽大学学报》1983年第一期）
由此观之，小说表面虽作“怪力乱神”之语，着眼点却依然在人间。作者在孙悟空身上实则寄予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致麟凤”、行“王道”，维护封建制度的“万年”基业。这种改良主义的思想倾向直接导致了孙悟空形象的矛盾处境：既追求无法无天、绝对自由的生存状态，又不得不约束心魔、皈依佛门、造福人间。这种矛盾其实是人性与现实环境之冲突的象征。彻底自由的生活欲望和反抗压制的个人尊严之满足显然是人性中的根本要求，却注定不能在现实环境中充分实现。《西游记》的前七回中的悟空形象，正以神话形式满足了人们内心中这种不尽合理但却根深蒂固的向往。当然，人性的实际处境使小说不可能始终在这一方向上发展，孙悟空的“悔过”，多少具有一种象征意味，即恣野的人性不可能不受到现实力量的约制。
但它谈的只是制约，《红楼梦》则完全将悟空置于现实社会环境中，剥除其身上一切的魔力与神力，看其处于世俗生活状态下的种种可能性——这便是贾宝玉的人生。
三、贾宝玉对孙悟空形象由神入世的还原
与《西游记》一样，《红楼梦》开篇也推出了一个开天辟地的神话。其中，小说重新演绎了石头的故事，石头与宝玉合二为一。此石为女娲补天所剩，它经锻炼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可见，宝玉本为补天之材，却未被重用而遭到遗弃。暗喻了有才之士在当时腐朽的社会环境下不能为社会出力，只能 “自怨自叹”，此“怨”从表面看是怨自己命苦，实则包含着对社会的埋怨和不满。因此所谓“无材补天”，实际上是无命补天！从另一层面来看，作为现实世界中真实的个体，宝玉自然不可能有孙悟空一样的本领，便导致其“无材可与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由此可见，宝玉的补天宏愿注定不能实现，便索性去“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中享受一番。这种情节处理方式“说来虽近荒唐，细玩深有趣味”。“因空见色、因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十六字是曹雪芹特意交待的关于全书总体构思的纲领，也体现了从孙悟空到贾宝玉的世俗还原和生命升华的过程。如果说《西游记》中悟空一生的经历诠释了“空”字的内在涵义，《红楼梦》则以宝玉的体验将佛家虚无的“空”还原为现实世界的“情”。可见，《红楼梦》虽然承袭了石头化生的故事原型，却不再是单纯的英雄神话，而是假借这一神话赋予顽石“无材可与补苍天”的意蕴，以“枉入红尘若许年”的悲凉消解了《西游记》舞台上神化英雄叱咤风云的飒爽英姿。
仔细比较悟空和宝玉的人生经历便会发现，《西游记》以浪漫主义的乐观精神，用“心猿归正”的喜剧结局弥合了英雄传奇中恣野人性与现实力量制约之间的冲突；而《红楼梦》却以一个空前的悲剧强烈突出了二者矛盾。
宝玉是一个恣情任性的自然人格典型，具有同悟空极为相似的“魔”性。他属于人间的“魔界”，对以贾政为代表的“神界”亦满怀叛逆之心，被称作“混世魔王”。身为一封建贵族子弟，他的种种行为实在“偏僻乖张”：无视传统社会对自己的设计和规范，拒绝承担家庭责任和人伦义务，渴求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的自我选择，讽刺和否定各种崇高神圣的传统价值观念而对其进行重估。
宝玉虽贵为荣国府的嫡传合法继承人，却对权力与仕途不屑一顾。照理说，凭他的天赋背景想要延续祖辈的辉煌家世并不难，但他却从内心深处鄙视与厌恶这种生活。他常自称俗中又俗之人，不屑与达官贵人结交，感叹自己不及贫寒人家自由自在。他对精神领域的追求远远高于对物质领域的追求，以平常之心看富贵，以淡泊之心观名利，即使在父亲的高压管束下也毫不动摇。对于四书五经他避之惟恐不及，却将被主流文化视为邪书的《西厢记》视为好文章。他推崇自然率真的心灵：“金玉不足喻其贵”、“冰雪不足喻其洁”。在生活中，他更是消弥了上下尊卑贵贱之界限，从不以“主子”自居，同地位低下的丫环、小厮平等相处，处处替人着想，为人排忧解难。这些作为均出自他内心天然的醇厚与善良。但是，这些自然人性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却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他的言论在迂腐传统的父辈眼中都是些荒诞不经、愚不可及的疯话。这些正如无形的金箍紧紧地束在他的思想心灵上。若说悟空还有种种神力对各种压迫进行反抗的话，那么，“无材无能”的宝玉只能选择默默忍受，在思想意识领域与其作斗争。
但这种斗争仍是有限的。对于运数将尽的封建末世和一代不如一代的贵族家庭，曹雪芹的心情十分复杂。他既对社会的政治、伦理、文化深恶痛绝而批判否定，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诅咒过的封建贵族家庭心怀眷念，不忍与其彻底决裂。受儒家赎世精神的影响，曹雪芹一度抱有挽时除弊的志向，这种理想反映在作品中，便赋予了宝玉同悟空一脉相承、深藏心底的济世热情。宝玉选择由“空”入“情”、大旨谈情不过是以一种偏激的态度，表达了男性对自身世界的绝望。在对男性世界进行解构的同时，他又重建了一个女性世界，将男权话语统治下的倾颓之天交给女儿来补。纵女儿有回天之力，面对行将末路的时局也无可奈何，给作品涂上了强烈的悲剧意味。小说中交织着末世虚幻的繁华、当初真正的繁华和祖先创业的艰难，既是叙述者对自己不肖的自怨自艾，又充满着对祖先的忧虑，不仅标明了一种叙述姿态，更是一种情感流露。
可见，《红楼梦》中，宝玉传承了悟空挽时除弊的济世热情，但现实因素又使这种补天理想发生变异，使他空有补天之志却无力行补天之实。尽管宝玉对悟空形象做了一番世俗还原，从补天英雄变为痴情种子，却并不说明他是个一味沉溺在温柔乡中寻求心理安慰的人，他也有叛逆和反抗，但作为现实环境中真实的人，他没有能力也不可能选择悟空式的反抗方式，他的反抗只能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