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鲁迅小说对国民精神弱点的批判

作者:钱德宝




  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段话非常准确地概括出了鲁迅小说创作的主要动机。在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长期统治下,中国民众不仅在物质生活上极度困乏,而且在精神上也陷入了危机,愚昧、麻木的国民灵魂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强大阻力。面对国民的劣根性,鲁迅决心要加以疗治。他弃医从文,目的是要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状态;他写小说,是“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们读鲁迅的小说,从中看到的是古老沉沦的土地和沉重愚弱的国民灵魂,感受到的是强烈而高度的现实精神。鲁迅以小说作为号角,唤醒民众的觉醒,对国民弱点,疾言厉色,痛下针砭,以促进民族的自我反省与批判。那么,鲁迅小说中所批判的国民精神弱点是什么呢?国民精神弱点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下面试结合人教社编写的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几篇鲁迅小说加以阐述。
  
  第一、隔阂,冷漠,充当“看客”
  
  鲁迅在小说中所批判的国民弱点,首先体现在国民缺乏必要的诚与爱,人与人之间冷若冰霜,毫无同情心。鲁迅曾把二十年代的北京称为“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的“沙漠”,并指出“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这里”。(鲁迅《热风·为“俄国歌剧团”》)人们在这沙漠中相互隔膜,缺乏了解,在“沙漠”中自生自灭,渐渐枯萎。小说《故乡》通过心心相印的童稚生活与惨不忍睹的现实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在那个被诗意化的故乡生活中,闰土与迅哥儿天真活泼,是没有任何隔阂的。少年闰土不但以充满活力的心灵吸引着“我”,而且以丰富的知识和广博的见闻使“我”感到钦佩与欣羡。然而,二三十年后,当这位童年时代的好伙伴再次站在“我”面前时,昔日的亲密无间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令人心颤的远。
  在这里,无论是“我”还是闰土都产生了对对方的极大陌生感。在“我”看来,过去的那个天真、活泼的少年闰土已经不见了,闰土已经变成了一个精神麻木的人,而“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则表现出对闰土的冷漠。在闰土看来,自己当年的朋友,已经是在外做官的人了,自己作为一个平民百姓,只能恭恭敬敬地喊“老爷”。鲁迅在沉痛中产生了对未来的希望:“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
  小说《祝福》被一种巨大的冷意笼罩着,造成祥林嫂人生悲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周围人们的冷漠,甚至残忍。
  祥林嫂自始至终处在一种被抛弃的荒芜的寂寞之中。她饱受周围人的冷落、讽刺和嘲笑。冷漠的社会环境让她窒息无法生存,最后在人们的“祝福”声中寂然死去。
  与这种冷酷的人际关系相联系的,是无聊的“看客”所显示出来的国民弱点。
  《药》中革命者被杀,非但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反而招来一帮“看客”。这些“看客”神情淡漠,毫无同情心,从欣赏生灵的被杀、生命的毁灭中寻求快感。小说突出地显示了群众的愚昧麻木和革命者的悲哀。正如鲁迅所揭示的:“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这段话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对看客的嘲讽,对国民弱点的揭露。
  
  第二、愚昧麻木,不理解革命
  
  鲁迅一贯关注的国民的劣根性,其次表现在对于革命的不理解。鲁迅说过:“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变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鲁迅致许广平信(1925年3月31日)]也就是说,如果不改变广大群众对于革命的冷漠,那么,任何革命都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以及他们向封建势力妥协的政治软骨病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而鲁迅作为文学家,在思考辛亥革命时,却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那就是群众的愚昧麻木和对革命的不理解。
  小说《药》蕴含着两条线索。作品的明线也是主线,突出地描写了群众的愚昧和麻木。主人公华老栓愚昧地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痨病,居然让孩子把革命者的鲜血当“药”吃,而且对革命者这样冷漠无情,对刽子手康大叔反倒毕恭毕敬。茶馆里的一伙人对革命者宣传革命,“感到气愤”,对革命者挨牢头的打,幸灾乐祸,对革命者叹息牢头不觉悟,纷纷说“疯了”。革命者被杀害,人们“潮水一般”地去看热闹。这些都充分说明群众毫无觉悟,麻木不仁。
  作品的暗线突出地描写了革命者的悲哀。革命者忧国忘家,却被族人告发;在狱中仍然宣传革命,却招来一阵毒打;在刑场被杀,只招来一帮“看客”;鲜血还被别人当“药”吃。他的母亲上坟,还感到“羞愧”,也不理解他为之牺牲的革命事业。可见群众是愚昧麻木的,革命者是寂寞悲哀的。
  鲁迅与友人谈到《药》时说:“《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药>》)应当说,鲁迅正是从这样的角度进行《药》的创作的。
  小说《阿Q正传》中,当阿Q再一次被逼上末路时,辛亥革命的风暴到来了。城里的“举人老爷”视革命如洪水猛兽,未庄的“一群鸟男女”惊恐万状。阿Q则最具代表性,由于他的思想深处的保守心理,使他对一切新生事物都持怀疑和否定态度。所以起先对革命“深恶而痛绝之”,但他又从自己的处境和感受出发,感到“革命也好罢”,产生了“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的要求,因此他高喊“造反了,造反了”,表达了他革命的愿望。但他所理解的革命的实质却是“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他的革命目的无非是报私仇,抢东西和讨老婆。这样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小说以形象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
  
  第三、奴性人格,精神胜利
  
  鲁迅对国民精神弱点的批判,还表现在对奴性人格、精神胜利法的批判上。《阿Q正传》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阿Q的性格核心是其精神胜利法,阿Q几乎成了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而这种精神胜利法实际上是一种奴性人格的表现。
  阿Q是一位双重性格的人物,他“见了狼,自己就成为羊;见了羊,自己又变成为狼”。这是阿Q性格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在“假洋鬼子”面前,阿Q表现着空前的软弱,只要见到那根“哭丧棒”,阿Q便知道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在这只狼面前,阿Q乖毳地做羊了,可以任假洋鬼子欺辱。阿Q的这种在“狼”面前自己是“羊”的奴性心理,实在是长期受压迫的一种心理变态。阿Q从来没有争取到做人的资格,甚至连姓名也已经被剥夺了。处于社会底层的阿Q被驯化、奴化,长期被奴役的结果造成了阿Q的奴性心理。
  正是这样,阿Q被捕后到了大堂上,才会“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
  阿Q的奴性人格突出地表现在他的精神胜利法之中。阿Q被人揪住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地得胜地走了。阿Q事实上失败了,然而,阿Q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在精神上获得了胜利。后来,人们还要阿Q在被打之后说人打畜生,并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以为他这回遭了瘟,一定会真心实意地认输了。“然而不到十秒钟,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吗?”有了这个克服怨敌的妙法之后,他便成了世上永远胜利的英雄。阿Q的精神胜利法概括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年的精神弱点,他的普遍意义使得每一个中国人都为之惴惴不安。
  鲁迅小说对国民精神弱点的批判是多方面的和无情的,他清醒地看到了这些精神弱点对中国社会的巨大的阻碍作用,于是他便以小说作为武器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自觉承担起铲除病根,唤醒民众的神圣使命。
  
  
  单位:河南固始慈济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