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消除学生作文假话与模式化

作者:刘志刚




  学生作文假话盛行,模式化严重,其受诟病,由来已久,迄无好转。王富仁教授说:“我们语文教育的失败莫过于此了。”
  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传统文化。儒家从孟子起,主张养“浩然之气”,“人人皆可成尧舜”,到程朱更是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甚至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来):这就是儒家之道,它“高估”了人性。古人作文又多为载道,因此,除二三贤人可真诚为文外,普通“小人”若要作道德文章,大概难免虚伪和效仿《八股文是其典型》。学生作文中的假话大话模式化,就传有这个基因。其次是社会影响。现实生活中,假话不少,老实人吃亏伪君子得利的事也不少见,学生从小濡染,养成了见风使舵的本领,为了让作文得高分,说假话套模式自是难免。再次是教育的功利化。中国的教育刚从八股科举的深渊中脱开,不久又跌入应试的功利化泥潭,一切为了高考这块敲门砖。既然是砖,只要可以敲门,便什么砖都可以用,假话模式化便一再上场。
  当然,我们粗略分析以上原因并非为了寻找逃避责任的借口。作文的毛病,病根还在语文教育。笔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再次审视我们的语文教育观念,纠正其偏差。
  现代语文教育的观念演变,主要是从语言论扭转为言语论。这个扭转并不容易,到上世纪90年代才有所成效。语言论集中表现为工具论,认为语言是工具,语文教育就是教学生掌握这个工具。韩军认为,这种观念导致了两个痼疾:技术化与伪圣化。其中逻辑也不难理解:因为语言是工具,所以只要先熟悉它,然后反复操练,就可以达到掌握的目的,这就导致语文教育的技术化;也因为语言是工具,“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用”,所以要强调“立场问题”(这不纯粹是语文教育的问题,也有意识形态的问题),这就导致伪圣化。我认为,正是技术化导致作文模式化,正是伪圣化导致作文的假话大话连篇。
  言语论是在对语言论的批判中出场的,经过李海林、李维鼎、王尚文等人的努力,得到多数人的认同。笔者以为,言语教学论无疑是语文教育观念的历史性进步,但也还存在不小的偏差。王尚文先生在《语言·言语·言语形式》一文说:“言语作品是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的统一。……言语形式是言语作品外部的方面,……言语内部则是一个言语作品内容的方面,是人们的认识和情感,……我认为语文之外的其他学科所教的是教材的言语内容,而语文学科则以教材的言语形式为教学内容。”且不论这里的“教材”是什么涵义,教学是否就是教教材;把语文教育只归结为言语形式教学,这就有问题。借用韩军的话:“它可能为语文教育教学的纯应用性、纯技术性趋势,埋下历史与学理的伏笔。”(见李海林《言语教学论》第二版《序二》)很明显,学生作文中充斥着假话大话,严重模式化,这并不表明其对“言语形式”的掌握不过关,相反倒是掌握“过剩”,以致竟能把自己都不相信的假话说得有板有眼甚至精彩漂亮。
  笔者以为,语文教育作为母语教育,不应只是让学生掌握语言工具或言语形式这一个方面,它应该还有更多的内容和更深的内涵。我赞同韩军博士的观点:母语教育说到底是一种精神教育。母语学习是一个“成人”的过程,有着人学内涵。具体到写作,我赞同潘新和教授的一个观点:写作本质上应是一种生命表现。要表现,须先有“生命”。而“生命”,更多是言语内容,而非言语形式。因此,语文教育必须重视言语内容的教育。言语内容如何教育,需要慎重研究,不能倒退到“政治思想教育”的老路上去。笔者浅薄,认为其途径可以有二:一是积淀,二是“发明”。积淀是吸收外界的言语内容(即王尚文先生所说言语作品中“人们的认识和情感”)。为使学生“生命”丰厚,应让其博览群书,广闻世事<读什么书闻什么事也须研究>,教育方法应注重“举三反一”(韩军语),防止技术化。发明是使未成言语的天地万物<包括人自身>因“发掘”而“显明”,显示在主体心中成为言语内容。发明应主要是学生“自发”,辅以教师指导,防止伪圣化。自然,发明必须凭借一双慧眼情眼,这有赖于积淀的丰厚;而积淀过程中的领悟吸收,也会因发明的功力提升而敏化深化:二者相辅相成。必须指出的是,这里论及的主要是中学尤其是高中的语文教育,至于小学,大概还应以言语形式教学(比如识字、造句、写话等)为重。
  总之,要真正消除学生作文中的假话模式化,防止其“思想越来越浅溥,人越来越假,文章却写得越来越漂亮”(王富仁语),就必须丰富学生的“生命”,从而必须纠正语文教育的观念偏差,重视言语内容的教育。因为要使学生“有话好说”,须先使其“有话可说”“有话要说”。
  
  刘志刚,教师,现居江西遂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