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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纵横、经纬、阴阳地理方位义探析

作者:吴国升




  汉语言植根于汉民族特定的地理、历史、文化土壤,反映汉族先民对其生存环境认识的一些词汇,往往具有其自身的特色与生成的特点。如对地理方位的指称,一般以太阳的升降为参照来确定,汉语称日出方向为东,日落方向为西,然后再在面东背西的视角下来区分南北,以左手方向为北,右手方向为南;在世界其它民族语言中,即有与之相应的专门的地理方位词汇。有所不同的是,汉语中除东西南北这些专门的地理方位词之外,还往往用左右、纵横、经纬、阴阳等本表其它意义的词语来代指特定的地理方位,而在其它民族语言中,与这几组汉语词对应者并不存在相应的表达特定地理方位的用法。显然,用左右、纵横、经纬、阴阳之类词语指称地理方位是汉语特有的表达方式,具有汉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特色。那么,汉语中这些词语的地理方位意义是如何生成的呢?这其中又蕴含着什么样的民族文化内涵?弄清楚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对上述词语意义的理解,而且还能为我们学习和研究汉语词汇提供某些启示。
  我们先对这些词语的地理方位意义作初步考察。
  1.左、右。甲骨文中左、右字分别作左、右手形,“左”本义指人左手方,“右”指人右手方。汉语中,尤其是一些地理称谓中,左右常用以指称地理上的东西方位。《诗·唐风·有杕之杜》:“有杕之杜,生于道左。”郑玄笺曰:“道左,道东也”;《礼记·乡饮酒义》:“祖天地之左海也。”陈皓集曰:“天地之间海居于东,东则左也。”《仪礼·士虞礼》:“陈三鼎于门外之右。”郑玄注曰:“门外之右,门西也。”《文选·王粲<从军>诗之一》:“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李周翰注曰:“关右,关西也。”今山东地区因在太行山之东,古人常称之为山左;今山西地区位于太行山以西,即称山右。长江下流以东地区,称为江左;与之相对,以西地区,即称为江右。五代丘光庭《兼明书·杂说·江左》:“晋、宋、梁、陈之书,皆谓江东为江左。”魏禧《日录杂说》:“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凡此可见,汉语中习惯用“左”指称东,用“右”指称西。
  2. 纵、横。纵,初文本作“从”,似两人前后相随,后加“糸”旁分化出“纵”字,专门用以记录纺织直线之“纵”。汉语中指称位置关系,以前后为纵。横,古又作“衡”,是车辕前面的横木,就方向而言,与人左右方向平行。《太玄经·玄台》:“纵与横”注曰:“东西为横。”战国时期,有所谓“合纵连横”。《淮南子·览冥训》:“纵横间之”高诱注曰:“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合为横。”燕、赵、韩、魏、齐、楚六国并在崤山以东,地互南北,它们之间的联盟叫“合纵”;秦西据关中,与东方六国互为东西,故秦与东方各国的联盟叫“连横”。据此可见,汉语中称南北为纵,东西为横。
  3.经、纬。经,其古文字字形作织机上有纵线形,本义为织物的纵线。与“经”相对,纬,本义指织物的横线,《说文》曰:“织,横丝也。”通过类比引申,经又指南北向的道路或土地,纬则指东西向的道路或土地。《周礼·考工记·匠人》:“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贾公彦疏曰:“南北之道为经,东西之道为纬。”《大戴礼记·易本命》:“凡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当今地理学上即称假设通过地球南北极与赤道垂直的东西分度线为经,以通过英国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经线为零度经线,以东叫东经,以西叫西经;与赤道平行的南北分度线为纬,在赤道以北叫北纬,以南叫南纬。
  4.阴、阳。阴、阳是汉语中富有文化特色的一对词语,本义当分别为背阴、向阳,引申发展出多个其它义项。其中常见的一项是表地理南北方位,即所谓山南水北曰“阳”,山北水南曰“阴”。《说文》“阴”字条下说:“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水北为阳,山南为阳。”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山南曰阳,山北曰阴;水北曰阳,水南曰阴。”我国许多地名中含有“阴”、“阳"字眼,均是根据其地与附近山脉或水流的相对位置而命名的。如湖南衡阳,以其地处衡山之南而得名;陕西华阴则位于华山以北;江苏淮阴位于淮河以南;山东海阳市,则南临黄海。
  对上述词语综合分析后可以发现,它们指称地理方位,都基于一个特定的参照点。左右、纵横、经纬实际上是以人自身或拟人化的物体为参照点而形成的指称关系。在以人自身为基点的视角下,有左右前后等位置关系,如以左为北,右即为南;人之左右方位关系称横,织机上的纬线也为横;相应地,人之前后方位关系称纵,织机上的经线亦为纵。引申之,则对应于人左右的地理方位曰横、曰纬,对应于人前后的地理方位曰纵、曰经。至于阴阳,则是以特定的山水之类地理实体为参照点而形成的方位指称关系,与相对位置的向阳与否有关(下文待述)。问题在于:其一,汉语中为何特定地以左右、横、纬指称东西而不是南北,以纵、经指称南北而不是东西?因为如果人面东或面西而立,便是南北方向为左右、为横、为纬,东西方向为纵、为经,可汉语中并不存在这种表达。其二,何以特定地称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而不是相反?
  我们知道,地理方位的确定与指称,主要取决于人们观察地理空间的视角。那么,上述问题的解答,关键在于弄清楚汉族先民传统上有什么样的地理视角。在这个问题的探寻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地图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马王堆帛书地图共三幅,与现代地图不同的是,其坐标方位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很明显,这些地图是在面南背北的方位视角下绘制而成的。循此进一步寻绎,不难发现,在古代面南背北其实是一种具有相当选择性、甚至规定性的方位取向。比如古代君王的座位是面南背北的,如《易·说卦》云:“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礼记·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向而立。”《大戴礼·子张问入官》:“君子南面临官”。“南面”即面向南方居于王位。古代最高统治者称“南面之尊”,其登基执权,便是“南面而王”、“南面称寡”,也就是说登上“坐北朝南,君临天下”的宝座。又比如古代建筑居所的朝向也是面南背北的,如常说“衙门八字朝南开”,其实不仅官府建筑如此,其它公共建筑和民居亦如此。再比如,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南向为乾、为天、为贵,具有礼仪等级性。凡此可见,古代先民崇尚南向,面南背北是先民有选择性的朝向,自然也是他们观察天地方位的习惯视角。
  更深层的问题是,汉族先民又何以会形成这样一种面南背北的传统地理视角呢?概括地说,这是由我国特定的地理文化背景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华夏文明的中心发源地是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一区域位于北半球中纬地带,大致在北纬32度至38度之间,在自然条件方面,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是太阳光照偏南,由于黄赤交角的存在,在北半球,太阳最北的直射点是北回归线,即北纬23.5度,因而在北回归线以北地区,一年四季太阳光照都是偏南的斜射,越往北偏斜度越大;其二是季风,由于海陆位置的影响,该地区为东亚季风区,夏季为凉爽的东南风,冬季为寒冷的西北风。这两个地理特点,深刻地影响和决定了华夏先民生产和生活活动的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居所朝向的选择。采光、向阳、冬避寒、夏纳凉是人类建造居所的基本追求,因而对黄河中下游地区来说,符合上述要求的理想朝向便是坐北朝南。事实上,这种规律早已为古代华夏先民所认识和利用。考古发掘表明,旧石器时代先民居住的洞穴,绝大多数洞口是朝南的;西安半坡遗址的绝大多数房舍房门也是朝南开的。自古以来,“坐北朝南”为我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北方地区建筑择向的重要原则,上至皇城宫殿,下至普通民居,莫不遵此。而居所朝向的这种选择,同时又制约着屋内办事场所的布局:因朝南向,居所正门必定在南,而堂上主事者或尊者的座位因须面对正门,自然也是座北朝南的。据此可以说,面南背北地理视角的形成是在我国特定地理环境中先民认识环境、适应环境的选择和结果。
  至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前述词语地理方位意义的形成了。在面南背北的地理视角下,自然是前南后北,左东右西,南北之间即为“纵”,东西之间便为“横”;将织机上的经纵纬横与方位关系中的南北为纵、东西为横进行联想类比,便引申出南北为经,东西为纬。至于所谓山南水北曰“阳”,山北水南曰“阴”,即与太阳光照有关。《周礼·考工记·轮人》贾公彦疏曰:“向日为阳。”意思是说,向着太阳、阳光能够照射到的一面为“阳”,反之则为“阴”。在我国北回归线以北地区,一年四季所受到的太阳照射都是偏南的斜射,因此,就山来说,其南面向阳,北面背阴;就河流来说,因河面低,河坎高,则北岸向阳,南岸背阴。由此看来,用阴、阳来表示山水之南北,实在是先民对我国特定地理环境的准确观察和对地理方位的科学标识。
  综上所述,左右、纵横、经纬、阴阳等词语用以表示特定地理方位,与汉民族所赖以生存的特定地理背景及其影响下形成的传统地理视角有关,反映出汉语语言与文化的特色。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语言词汇蕴藏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如果联系民族文化来学习和研究语言词汇,不仅可以使我们知其然,而且还能知其所以然。
  
  吴国升,教师,现居贵州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