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杨贵妃吃的什么荔枝
作者：林旭升
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这是一首咏史诗，诗人借以提醒最高统治者，要记住安史之乱的历史教训，千万不能像唐玄宗那样为所欲为、荒唐可笑。
这首诗，就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推出了兰亭，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成全了香炉峰，苏东坡的《石钟山记》捧红了石钟山，朱自清的《绿》造就了梅雨潭那样，“产生”了一个荔枝品种，叫“妃子笑”。这种荔枝核小，肉细，清甜，鲜美，的确是荔枝中的上品。
因了“妃子笑”，也因为现在我们国内的荔枝主要产于广东，所以，在谈到杜牧这首《过华清宫》的时候，大多数人自然会以为杨玉环吃的荔枝来自广东。以现在笔直笔直、逢水有桥逢山钻隧的铁道计算，从广东到西安，2100公里啊，何况是在唐朝？这还了得？且别急，据考证，在唐朝时候，四川也产荔枝（大概唐朝时地球的温度比现在高），唐玄宗就是用马队由四川驮运到长安来给杨贵妃吃的。但是，从四川到西安，总不能在地图上划个直线吧？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的也有千把公里啊。翻越秦岭的路途，容易吗？！从汉末到唐，最快的交通工具（马匹）没变，道路建设（当然包括桥梁）没怎么改善，而关羽被杀的消息从荆州传入成都，也是一两个月之后的事了。我就不信，送荔枝会比送一位方面大员的死讯更重要；我不相信，翻越秦岭的路就比纯水路逆长江而上好走，当年的交通比拉登已成功躲藏美军四五年的山区方便？！
唐朝时从长安到成都的路途有多艰难，我不知道。我只知道1992年我从广元到九寨沟，距离只有从长安至成都的三分之一，汽车就开了两天一夜（早晨出发，深夜两点进旅店）；以现在对道路的维修技术、运输工具，以现在出行的装备和防治疾病的能力，要走一趟茶马古道，也得三两个月。我也知道，决定修宝成铁路、宝成线修成的那天，是我们国家一件多么大的事！我更明白，如果路途不远、道路好走，唐玄宗能把四川选为避难所？安禄山不一下直杀成都？唐王朝的士兵，还能逼得唐玄宗杀了最心爱的女人，换来自己逃命的机会？李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别说在当时，就是在1200年后还是那么难。要不然，蒋介石怎么可能向李隆基学习？他们共同看中的，天府之国的沃野是次要的，最要紧的是闭塞的环境、恶劣的交通，敌寇根本就打不进来：不管是在冷兵器时代，还是在有飞机大炮的时代。
有人会说，以强盛时期的大唐的国力，以李隆基对杨玉环的宠爱，在没有烽火的时候，再难的事也不难。有这种想法的，大概是受小说、戏曲的影响太大。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真的有八百里快递。粗略想来，飞鸽传书八百里那可不在话下，要说换马换人不换荔枝日行八百里，那可不可能。按发展规律，以前的马匹不管长跑、短跑的能力，不大可能比现在的赛马更强。以现在对马种的挑选、对马匹的培养和训练，在跑马场平整坚实毫无障碍的跑道上，马匹的短跑速度也就在时速80公里左右；如果连续一个小时跑下来，能不能达到40？何况是极为崎岖、盘旋复杂的山路，何况不知要过多少个渡口，会不会遇上滑坡、塌方、泥石流？据报道，在十运会上，就有不过跑了12000米的“超远”距离就毙命了的赛马。要说什么日夜兼程地策马狂奔，那更不可能。成语曰“蜀犬吠日”，可见四川的日照的时间也长不到哪去，想在深夜里狂奔？不要命了都不行！我们不能有了汽车、飞机了，有了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了，就忘记20年前的车速，就幻想1250年前跟今天一样的方便快捷啊。要不然，100年后，地球人个个都有宇宙飞船了，就实在理解不了为什么21世纪初的中国人到美国要花几天几夜来倒时差了。
不见有书记载，唐时从成都到长安（还有一说是从绵阳到长安，距离也只少了七八分之一）最快的速度到底要多少个小时，就让我大胆猜测，最快总得3天3夜吧。虽说古人，特别是中国的古人的智慧，不是我这种智力的人能想象的。但是，难道那个时候有什么保护措施、包装设备比现在的泡沫包装、航天保护还管用？记得广州市政府曾经悬奖30万人民币，求能使荔枝保鲜两个星期的技术，多少年过去了，没听说谁拿了奖金。唐朝时又是怎么保鲜的？虽说中国失传的宝贝太多了，但是，当年那种神奇的包装、保鲜技术也失传了，终归是生产力巨大的损失！一筐荔枝，颠了3天3夜之后，成了什么样子，谁能想象得出来？别说苹果、枣子，哪怕是核桃，放在马背上猛颠猛甩，也不用铁锤了吧？
杨贵妃到底吃的是怎样的荔枝？
杨贵妃为什么会喜欢吃“那样”的荔枝？
难道一千多年前的人真的那么惨，贵为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皇帝的最宠爱的妃子最喜欢吃的，也只能是“这样”的水果？！
或许有人会觉得我是在故意钻牛角尖，幼稚当有趣。不过，这世界就是这样，亚里斯多德的理论还不是流行了一千多年，如果不是伽利略走上并没多高的比萨斜塔，还说不定得再过多少年才有人怀疑它的真伪，去作一个很轻松的验证。抓一群萤火虫在布囊里，就能照明读书的美丽故事，流传上千年，激励了多少亿人勤奋求学；不过，应该没有一个人去验证它，直到康熙出现。一件很简单的事，一件很容易验证的事，人们往往连想也不想，就接受了。哪怕有人偶尔有些怀疑，也因为别人不怀疑而不敢怀疑了。就像大概十年来，从政府官员开始流行“产值（或“税收”、“拨款”、“援助”）××个亿”，蔓延到全社会泛滥时髦起“个亿”来，没人再觉得“个亿”这个不伦不类的量词的刺耳；就像“教师待遇不得低于或高于公务员的平均水平”已“屹立”在《教师法》中十多年，连语文、数学老师都不敢怀疑它是一个病句；明明地球至今只出现过一个“苏联”，偏偏连历史、政治、军事、外交“家”们都要在它前面加个“前”字，还有人不明就里地搬出“古埃及、古巴比伦、古罗马、古印度、古希腊”的“古”来证明“前”字的正确——可是，为什么就不叫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叫“前俄国”，或者把现在的俄罗斯叫“后俄罗斯”呢？
杨贵妃到底吃的是怎样的荔枝，我根本就不想去弄明白。我想不明白的是，杜牧是怎么样杜撰（“杜撰”这个词，是不是原本就是“杜牧瞎撰”的略写啊？）出这样一首诗来的？
杜牧为诗作文，主张以“意”为主导，才气个性、华丽辞藻为辅（《答庄充书》：“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壮整者。”）。他的“意”，并不是韩、柳倡导的“道”，而是他渴望建功立业的思想，他的诗文创作，几乎纯粹是为了表达政治见解、“设计”治国方略、展示个人非凡（《上安州崔相公启》：“铺陈功业，称校短长。”）而创作，认为自己“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意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无不精通，时时处处把自己当出将入相的政治家来要求。例如，他以《赤壁》、《题乌江亭》等来显示自己作为“军事家”的高瞻远瞩，以给《孙子》作的注来展示军事上纸上谈兵式的“建树”。这些都无妨，纯属个人见解、个人研究，可是，这首《过华清宫》就不同了，它是在写事，写史事！杜牧的想象能力，人所难比。因为别人想象这类事情多少还得有点根据，杜牧可用不着。如果说，杜牧讽刺唐玄宗动用军事手段送荔枝讨女人欢心的荒唐行为，实在难以考证。那么，天下人都知道，杜牧根本就没见过阿房宫，可他的《阿房宫赋》为了写秦始皇的敛聚无度、骄奢淫逸来告诫晚唐的君王，把阿房宫写得多么宏大精美、瑰丽无双啊。实际上，他应该连阿房宫的图纸都没见过。因为，据现在的实地考古结论，阿房宫根本没有建设的痕迹，何来项羽的大火？原来，一个一向以宰相之才自居的人，只要能表达出刺君劝君、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是可以不受约束地“创作”的。
我更不明白的是，这样一首显而易见是为了表达某种主题而刻意捏造的诗，怎么会得到那么高的评价，怎么会千古流传，而且是被奉为历史真实而流传、而如此“脍炙人口”？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步”，在古代叫“跬”；古代的“步”相当于现在的两步。以一般成年人的步幅计算，“百步”起码也得140米了。而现在的射箭世界锦标赛、奥运会的比赛距离有多远？60米！你看现在的弓箭的制作（材料、工艺等等）、比赛场地的要求、比赛时的环境，哪是古代的战场、比武场能比的？当然，“百步穿杨”是小说家言，自然不必较真。哪怕《埃及艳后》《特洛伊》中的宫女，也都穿上了最上等的丝绸，我们也不会跟它计较丝绸之路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更不会产生丝绸实际上是从非洲、欧洲传过来的错觉。因为，这些是“现代艺术”，是为了满足我们现在的视觉需要。它们的出发点、着眼点根本不同，我们对它们的要求、理解自然不同。可是，杜牧的诗可不是小说，不是现代电影，我们更从来没把它当“戏说”来对待，这就很不妥当了。
如果说文章写得“美”，语言说得“美”，就该人人诵读、背诵、默写、运用，那么，骈体文、宫体词为什么会衰落甚至于消亡？“文章合为时而作”，没有现实意义的文章没有存在的价值。但是，强调现实意义，并不是说可以只顾“现实”的需要，特别是自己的需要，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怎么杜撰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就怎么杜撰、编造。如果这样，文革时期那些祸国殃民的文章（效果还能不显著？针对性还有比它更强的？），就该选进教材了；希特勒（据说他被评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三“大演讲家”）的演说辞，就该成为金科玉律了。
写诗作文，必然要立意；主题先行的文风，并非现在才有。主题先行，观念先行，是奉命之作，不管奉的是自己的命，还是奉别人的命，终究落了下乘。
怀才不遇是古代文人的共同体验。杜牧自视甚高，极想有一番作为，可是他并没有脱颖而出的能耐，时代也并不特别照顾他。既然不能在当世有所作为，就以“求言遇于后世”为目标，的确写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不过，像这样杜撰现实，一切以达到“创作”目的为标准，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我们去传诵、讴歌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
林旭升，男，中学语文教师，发表论文数十篇，现居广东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