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谈中国诗》的文化探微
作者：梅红曼
关于中国诗的早熟与早衰钱先生把西洋诗发展史视为常态，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才有抒情诗。相对而言，中国诗的发展史则为变态——早熟，先有抒情诗，次有戏剧诗，没有史诗。中国诗为什么会早熟?我认为与中国人重性灵体验不重实证逻辑的文化传统有关。
中国人性灵的飘逸、灵动，极早就获得开发，甚至一蹴而至很高的境界。这一点从以下诸方面均可印证。关于宇宙的起源，《易经》中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而现今流行的大爆炸理论，认为宇宙起源于一点，此点即我们先哲所谓的太极。绘画方面，中国绘画，写真技术尚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的作风，可谓早熟矣。中国先哲的灵性之卓异超前，对诗之本质的参悟亦大为超前，以至后人很难越上更高的境界而只能在下面修修补补，以至早衰。
另一方面中国人不注重实证、逻辑。孔子讲的多是人生感悟、体验，他不甚讲逻辑。仅举一例：“巧言令色，鲜有仁矣。”“巧言”是语言能力的问题，而“仁”属于道德范畴，没有因果关联。孟子虽有论证，也不重严密性。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水向下流与人心向善有逻辑关系吗?同时期的古希腊却产生了逻辑严密的几何学，以及从实证中来的物理学。故，中国人飘逸的性灵，导致诗的发展不是循序渐进的，而是早熟的。
“中国诗富于暗示性”也是受民族文化影响的。儒家讲内敛，“敏于事讷于言”，影响到诗人，对外事的敏锐感触，只用尽量少的文字表达，惜墨如金。与西方人比较，中国人的性格也是含蓄、委婉的，不喜欢直白、坦露，因而我们的诗人习惯运用暗示性的语言。我们传统文化中更有“大音稀声”“大美不言”的审美观，影响着诗人。
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这与民族性格、文化有直接关系。其一，中国文化讲中庸，反对偏执。其二，儒家倡导内敛，反对个性张扬。以致中国豪放的诗人少，即使有几个，也远不如西方诗人的狂放——有拔木转石的兽力和惊天动地的神威。其三，中国文化偏重于柔美，不重阳刚之气。诸子关于阳刚的论述甚少，孟子偶尔谈到“正大刚直之气”。至于阴柔的论述颇多，“怀柔”、“柔克”、“柔远”、“无为而治”、“和光”、“和节”、“和声”。因了这三点，中国诗人便习惯于低吟浅唱，轻淡安和。
“中国诗社交诗多，宗教诗没有”这是因为国人历来缺乏不带功利性的清教徒式的宗教信仰。崇佛奉道的人虽众，但都带有浓厚的功利目的，并非从精神上皈依佛道，真正视宗教教旨为行事指南者乃稀品。2006年除夕夜，我们家乡五祖寺香客如云，其中商人求财官人求位平民求安乃有求子求升学不一而足，真正来礼佛的有几人许?再看受宗教影响较大的诗人，像李白、苏轼，道家的“无为”、“无待”，释家的“无欲”，在他们心中到底有怎样的位置?其作品无不躁动着用世之心。故而宗教诗亦很少。再辩证一笔，钱先生说中国没有宗教诗，太绝对了。禅宗六祖慧能与其师兄神秀参禅，均有诗传世。
以上文字，试图阐释中国诗的特征与中国文化的因果关系。论证不力，甚至有谬，在此就教于方家。
梅红曼，教师，现居湖北黄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