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窦娥形象新论
作者：胡中方
一、窦娥是封建时代“贞节孝妇”的典型
窦娥命运极其悲惨，三岁丧母，七岁别父，成为童养媳。13年后，当她再次出现时，已是一个失去丈夫，守寡三年的寡妇。第一折窦娥一出场便表达了其作为少年寡妇孤苦寡居、矢志守节的凄凉心境：
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仙吕·点绛唇])
窦娥说自己多年来受“闲愁”之苦，老天爷若知道自己的痛苦，也会和自己一样哀愁消瘦。这里的“闲愁”，绝非“为赋新词强说愁”式的闲愁，而是一种年轻寡居的孤独、寂寞。
则问那黄昏白昼，两般儿忘餐费寝几时休？大都来昨宵梦里，和着这今日心头。催人泪的是锦烂漫花枝横绣闼，断人肠的是剔团圆月色挂妆楼。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尖皱；越觉得情怀冗冗，心绪悠悠。（[混江龙]）
此曲紧承前意，再吐心声，说自己三年守寡，白天忘餐，夜晚废寝，其间的愁苦哀伤，时时浮现在心头梦中，多年的煎熬使自己意志焦躁，心绪难宁。
莫不是八字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我从三岁母亲身亡后，到七岁与父分离久，嫁的个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筹；撇的俺婆妇每都把空房守，端的个有谁问，有谁瞅？[油葫芦]
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伺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天下乐]
母亲死了，父亲走了，嫁了个丈夫，又拔了短筹，早早亡故了，现在婆媳一样寡居，有谁问，有谁瞅？窦娥对这一切痛苦和忧愁无法作出解释，她把一切都归结为命运：“莫不是八字该载着一世忧”，“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她劝别人，也是诫自己，今世要把来世修，矢志守寡，恪尽孝道。
关汉卿通过这几段唱词，把一个年轻寡妇的悲苦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时的窦娥，凄凉孤苦，安于现状，矢志守节。封建传统的伦理道德“节孝”是其精神支柱，她把“守节”当作寡居寂寞的冷却剂，把“尽孝”当作活下去的全部理由。
此时，张驴儿父子闯入了她的生活。从内心讲，窦娥对张驴儿父子是抵制的，她对婆婆的默许感到不满：“他则待一生鸳帐眠，那里肯半夜空房睡；他本是张郎妇，又做了李郎妻。”（[南吕·一枝花]）当得知婆婆留张驴儿父子在家时，窦娥一面做汤一面埋怨婆婆：“旧恩忘却，新爱偏宜；坟头上土脉犹湿，架儿上又换新衣。那里有奔丧处哭倒长城？那里有浣纱时甘投大水？那里有上山来便化顽石？可悲可耻，妇人家直恁的无仁义，多淫奔，少志气；亏杀前人在那里，更休说本性难移。”（[梁州第七] ）曲词表达了对婆婆所作所为的责问与嘲讽，婆婆六旬左右，竟然“旧恩爱一笔勾销”，真是“枉叫人笑破口”。
在张驴儿父亲被误杀后，面对张驴儿的要挟，窦娥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宁可跟他去见官，也不愿改嫁：“我一马难将两鞍鞴。想男儿在日，曾两年匹配，却教我改嫁别人，其实做不得。”（[隔尾]）其实，窦娥心中并非没有浓重的守节之苦，她之所以作出拒绝张驴儿父子的一系列举动，是因为其灵魂深处“从一而终”的贞节思想根深蒂固。
同时，窦娥还有着很强的孝道观念，虽然对婆婆答应张驴儿父子婚事十分不满，但是她仍极尽孝道。当婆婆生病时，她亲自做羊肚汤，服侍婆婆：“但愿娘亲早痊济，饮羹汤一杯，胜甘露灌体，得一个身子平安倒大来喜。”（[隔尾] ）当桃杌太守要严刑拷打婆婆时，窦娥担心婆婆年纪大，无法禁受，宁愿承认自己有罪，舍命保护了婆婆；当她被押赴刑场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不幸，而是怕婆婆看见自己戴枷锁而伤心，最终，窦娥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孝道”。甚至在其死后，沉冤昭雪之日，窦娥仍不忘嘱咐父亲：“爹爹，俺婆婆年纪高大，无人侍养，你可收恤家中，替你孩儿送养生送死之礼，我便九泉之下，也可瞑目。”（[鸳鸯煞尾]）
由此可见，节孝观念是窦娥性格的核心，是支配其一系列行为的原动力，是其面对苦难时的精神支柱。
人们为了证明窦娥具有反抗精神，常常喜欢引用剧中第三折的《滚绣球》。确实，透过这段话，我们仿佛看到了窦娥满腔怨愤犹如火山般爆发出来，她发出了对天地的否定，对鬼神的怀疑。然而，这一切更多地是窦娥对自己尽孝守节反遭冤屈的一种困惑，只不过这种困惑的表现方式显得尤为激烈而已。剧中并未出现古代戏剧中经常出现的“魂报”情节，窦娥的鬼魂并没有去向张驴儿、昏官复仇，可见，作者的主观意图并非刻意突出窦娥的反抗这一性格侧面，而是借怨衬冤。主人公怨气越浓，说明冤情越大，故事的矛盾冲突越激烈，对观众的感染力也越强。
二、窦娥形象折射出了中国传统文学中人物评价、道德审视、审美情趣上明显的男性立场
人类历史上，自母系氏族社会之后，男性便作为统治者创造了男性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女性必须适应男性文化的要求，维护男权社会的文化规范。周代确立了华夏民族性别文化结构的基本内核，男尊女卑逐渐成为一种被社会认可的价值判断，女人被剥夺了政治活动的权利，他们更多地被要求在家庭内成为“贤妻良母”。在孔孟的努力下，儒家逐渐形成了对女性行为要求的一整套规范。秦汉时期，统治者进一步以法令形式加强礼教的推行，董仲舒将男女关系与阴阳关系相对应，推出“三纲”之说，强调君、父、夫对臣、子、妻的绝对支配权威力。班固进一步发展了董仲舒的理论：“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1]班固妹妹班昭的《女诫》将男尊女卑观进一步理论化，对后世女子影响极大。南北朝以后，对女子行为的要求更加完备，唐太宗皇后的《女则》，宋代司马光的《家范》对女子行为提出了更严密的要求，宋代的程朱理学更是达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传统文化渗透着男权观念，女人要有德有容，以柔为美。男性将他们的审美理想寄托在女性形象身上，却剥夺了女性形象的生命，把她们降低为男性的牺牲品。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的要求，女人只能把自己塑造成符合男性标准的“女性”，封建伦理纲常已经渗入她们的骨髓，控制着她们的灵魂。她们生命的意义就是为爱情和家庭献出自己的一切，一个女人是否有价值，要看她是否对丈夫忠贞，对子女慈爱，对父母孝顺，是否愿意牺牲自我来成全男人的幸福，来换取婚姻和家庭的安定与和睦。
纵观中外文学史上男性作家笔下的“理想女性”形象，尽管她们的身份地位、生活经历、生命的结局不尽相同，但她们所拥有的品质却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美丽温柔、沉静少言、善解人意、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相夫教子、无私奉献、忠贞不二……应该说，这些是传统社会文化浸染之下的男性对于女性的一种共同的期望，这种期望被男性用他们所拥有的话语权反复强化，通过文学作品或道德说教等方式，将他们所期待的女性品质固定下来，以至于最终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这种模式又经过千百年来男性中心话语的不断充实和美化，渐渐沉淀于社会文化的意识深处，再以文化遗传的形式世世代代发挥其影响，渗透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理意识之中。
要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运用荣格的“原型理论”来分析。荣格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称为“原型”。根据荣格的解释，原型作为一种“种族的记忆”被保留下来，使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先天就获得一系列的意向和模式。荣格把这一理论扩展到文艺领域，她认为：“原型是人类长期的心理积淀中未被直接感知到的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因而是作为潜在的无意识进入创作过程的，但它们又必须得到外化，最初呈现为一种‘原始意向’，在远古时代表现为神话形象，然后在不同的时代通过艺术在无意识中激活转变为艺术形象。”荣格认为：“文艺作品是一个‘自主情结’，其创作过程并不完全受作者自觉意识的控制，而常常受到一种沉淀在作者无意识深处的集体心理经验的影响。这种集体心理经验就是‘集体无意识’。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在文艺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叙事结构、人物形象或象征，重新构建出这种原始意向，进而发现人类精神的共相。”[2]关汉卿在其作品中正是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集体无意识，于是才创作出了窦娥式的“贞节孝妇”形象。
然而，关汉卿们在精心塑造这类“理想女性”形象时，似乎更喜欢叙述她们遭受各式各样的磨难或最终被无情的灾难所毁灭的故事，通过她们完美的品德与不幸的结局的对照，凸现她们的脆弱与可爱。关汉卿们会因为这些女性的不惜牺牲而给予她们极高的评价，以此来作为对她们付出牺牲的精神补偿，同时试图将她们树立为女性楷模加以颂扬。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全体女性的一种规范，其目的在于通过她们来引导女性的精神追求。然而，关汉卿们讴歌“贞节孝妇”的自我牺牲的精神追求，事实上正显示了他们对于女性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她们的奉献精神，而女性的真正的精神追求或痛苦，却不在他们的真正关怀之中，或者说，即使关怀，却并不能真正去体验和理解。英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这样评价这些“理想女性”：“她们都回避着她们自己——或她们自己的舒适，或自我愿望，即她们的主要行为都是向男性奉献或牺牲，而这种献祭注定她们走向死亡，这是真正的死亡的生活，是生活在死亡之中。”[3]作家或许无法真正理解窦娥青春的寂寞，寡居的痛苦，反而设计情节让她去维护封建的“节孝”。窦娥竭力维护封建伦理，最终却反而被她所竭力维护的社会与制度所吞噬。窦娥被押上刑场是一个悲剧，或许，没有张驴儿父子的出现，窦娥在孤苦与寂寞中了此一生，那才是一个更大的悲剧。
[1]班固 《三纲六纪》，《白虎通疏证》（上），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76页
[2]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3]吉尔伯特 格巴《阁楼上的疯女人》耶鲁1979年版 第25页
胡中方，男，硕士，江苏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