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从《荔枝蜜》看杨朔散文的虚幻美
作者：袁飞华
一、《荔枝蜜》中的虚幻美
《荔枝蜜》中，许多地方都运用梦幻般的形象表现艺术的含蓄。我总觉得，那里面似乎蕴蓄着一股迷人的空气，一股不绝如缕的想象力，委实像梦幻一般，具有引人的魅力。文中，写荔枝蜜：“就是那么一股甜香，……你会觉得生活都是甜的呢。”一段话，就已经足以使人心醉了。又如：
我想起一个问题，就问：“可是呢，一只蜜蜂能活多久？……自己就悄悄死在外边，再也不回来了。”
在这里，有一根轻柔的细丝，一股深情厚意，缓缓地传送着。说的虽是蜜蜂，它的精神该有多么崇高，也不期然地让人对这个小生物产生出无限怀念的感情来，但是，很自然地又让人想起我们勤劳不息的可爱的劳动人民，自然，这种联想是毋须作家去说出来的，读者也会自然而然地明白的。
在参观养蜂场时，作者更感受到了蜜蜂的勤劳和无私，彻底改变了作者对蜜蜂的“成见”：
“多可爱的小生灵啊！……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
透过荔枝树林，……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生活的蜜。”
作者由眼前的辛勤劳作的蜜蜂，又透过荔枝树林，望到了田野里正在用劳力建设自己生活的农民。这样，作者自然而然地就把蜜蜂和劳动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作者由参观养蜂场，听到老梁的介绍，通过蜜蜂的“劳”与“酬”的对比，蜜蜂的“善”与大黄蜂的“恶”的对比，蜜蜂的寿命之短与贡献之大的对比，作者了解到蜜蜂的忘我劳动、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之后，油然而生地对蜜蜂产生了由衷的赞叹。
但作者写蜜蜂，“用意却在以蜂喻人，譬如水田里的农民、养蜂员等，赞美他们为建设新生活所表现出来的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的精神”。作者在此凸现的是普通劳动者的美。从自然环境的美到自然物的美，从小蜜蜂的美到劳动人民的美，作者的描写是真诚的、动情的。他把蜜蜂的无所求与劳动人民的无私奉献相联系，充满着作者的情思与想象，从而显现出了一种虚幻之美。
然而，最让人心醉的是作家的梦：
“这黑夜，我做了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
这真是有不尽的情意，短短几字，却包容着云一般的纷繁的思想感情在里面。
这些文字，有着异乎寻常的感染力，它们让你跟着作者步入到梦幻般的世界里，好像能领会到生活中神奇而感人的哲理。比如对蜜蜂的辛勤劳动、过早死去这一段生动、形象的描写，不也引起了读者梦幻般的想象么？它里面“包含着非常浓郁的情思，作者对劳动的热爱、光明的珍惜、生命的处之泰然，这些无不让人沉思而萦回不已，又终于发人深省。关于作者的梦，梦见了自己变成蜜蜂，竟直如酒一般的醉人”，里面更包含着无限的想象。这笔法，在艺术上属于别一个境界，它的特色，在于把绵延不尽的生活真理寄寓于梦幻般的形象之中，而道理又不在于作者说出，却在于启迪读者的思索而幻想。
但是，作者在此文中所表现的梦幻般的艺术形象并不是那么的到位、那么的彻底。由此，给读者的想象空间也就不是非常的宽阔和丰富了，虚幻美的表现强度也降低了。
二、虚幻美形成的原因
散文是写实性的艺术，一般抒写自己所见所闻以及真情实感。但杨朔的代表作《荔枝蜜》中为什么会处处都洋溢着虚幻之美？其形成的原因大致有四：
首先，建国十多年后，社会相对安定繁荣的空气，易于滋生虚假颂扬的粉饰文字。杨朔散文洋溢出的虚幻性的模式正好适应了这一要求。这种模式的形成，可以说，与他的生活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杨朔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光在东北度过，深味战乱带来的灾难与痛苦。参加革命工作后，先后两次进驻延安，特别是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延安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了三年多，他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一系列的生活、学习经历中，杨朔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建国前的那些战乱带来的灾难与痛苦的情景。在此对比之下，他情不自禁地感受到了建国后，社会的美好，社会主义下的光明与灿烂。久而久之，这种思想就此深深地印入了他的心田，而且是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尽力来改造自己。相对安定繁荣的景象让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散文创作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它对于客观的社会生活或自然图景的再现，也往往反射或融合于对主观感情的表现中间，它主要是以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确然，杨朔就是把他所经历到的与过去历史加以比较，使之文学化，进而写出了一篇篇具有梦幻般的散文来。
其次，50年代末，我国政治生活中左的倾向与浮夸之风，反映在“文风上必然重说教，贴标签。”当时大的政治环境之中，要求文学要表现和突出“大我”。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举行了第一次文代会。大会期间，郭沫若和茅盾分别作了报告，要求写作应以工农兵和英雄为对象，以重大题材为主题，要突出正面的、英雄的人物形象。大会还明确提出要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思想原则和指导方针。在此，周恩来提出了文艺方面的六个问题。在谈到文艺为人民服务时，周恩来说：“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比方写工人未解放以前的情况，就要写到官僚资本家的压迫；写现在的生产，就要写到劳资两利等等。”这样，就无形地对写作者们的题材、主题作了限定，艺术风格、表现形式也有了一定的约束。在此时期，文艺的发展方向不是自由的，而是有政治方向的，受到政策的调制。同时，当时的文艺还深受大跃进中所出现的浮夸之风的影响。杨朔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浮夸风之下进行创作的。从某种程度上看，他的许多散文就有当时的政治和大跃进的影子。而这些影子却与当时的实际生活又不相一致，是一种理想化的形象。
再者，杨朔热爱生活，是位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散文家。一般而言，浪漫主义作家的现实生活并不像他们作品中所显露的那么美好。有很多现实生活情况，在他们眼里，几乎都是不如意的。无奈中，他们只好发挥自己的优势，把各自理想中的生活给予描绘，从而满足于自己的心里平衡。对于浪漫主义散文家杨朔来说，他考虑到此时的方方面面，只好把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美好情景，借托于创作，把自己理想化的图景展现于作品之中，从而让自己也让读者看到生存下来的希望。《荔枝蜜》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近百年来历史上少有的大饥荒时期。当时党和国家人民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杨朔这么一位穷苦农家出生的大散文家，他不会不知道当时的这一严重的经济困难吧。只是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但却无能为力。怎么办？只好把自己理想化的生活用梦幻般的散文作以表达。从而就形成了杨朔的具有虚幻性的散文，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梦幻美。所以，在他的散文中，总能让你看到那些把花、虫、鸟、兽比喻作劳动人民，给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最后，从精神分析批评来看，作家“不是事事如意的乐天派，他们的无意识领域充满了种种受到压抑的欲望”。这些欲望构成了强烈的冲动。于是作家就运用文学创作表现自己的欲望。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是‘一种满足的代用品’，是‘一种幻想与现实相反的幻想。’在他看来，具有反叛意味的本能愿望，以一种幻想的形式升华为艺术作品，而随着升华的实现，性欲的张力得以平复，反叛消失了。于是，艺术只是一种消极的安慰品，是对现实秩序的维护和妥协。”作为一位理想化的，拥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散文家杨朔，他的许多散文所洋溢出来的虚幻性，并形成了一定风格。我想，也应该有这方面的因素。一般认为，幻想具有三个特征：幸福的人不会幻想；幻想的动力来自未得到满足的愿望；幻想与时间有密切关系，它徘徊于三种时间之间，幻想与当时的印象或足以产生一种重大愿望的诱发性场合相连，从当时又回溯到早年经历的事情，与此同时，幻想又创造着未来的情景，代表着愿望的实现。杨朔的散文无不是一种幻想的展现，从而凸现出了一种虚幻美。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