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论汉赋及时代风尚

作者：冯殿元

　　赋，最早是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出现的。春秋时卜商的《毛诗·大序》中说：“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周礼·春宫·大师》郑玄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卷一中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称六义。”以上诸家都认为赋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而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赋本是一种表现手法，按班固的说法，赋又是由古诗的表现手法逐渐演变而形成的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说：“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他说赋最早由《诗经》分出，在《楚辞》的时代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仍肯定赋的渊源是古诗，并流经《楚辞》而演变成一种独立的文体。朱熹不是也认为风、雅、颂是诗的种类吗？既是诗的分类，就是说风、雅、颂已演变成文学样式了，只不过还认为赋仍是文学表现手法，人们把民间文学归为风类，朝庭文学归为雅类，而把宗庙文学归为颂类，就是这种看法的证据。风、雅、颂各自演变成文学样式，赋也相应跟着演变，但“赋由表现手法演变为独立文体出现，据班固说是在战国后期。”（李贵《汉赋浅谈》），这是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论证“赋由表现手法演变成独立文体”的。清代章学诚在《校仇通义·汉志诗赋》中把赋视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并探求它的源流时说：“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以上各家不仅阐明赋源于诗，而且也说明了赋产生的时代——战国。赋体既然已形成，那么辞赋的“夸饰”文风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知道传统的文学样式主要是诗，孔子曾说过：“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儒家诗教有一句很古老的话，叫“诗言志”（《尚书·尧典》）。诗，在儒家正统观念很强的封建社会里，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诗经》中的好多诗篇都是艺术地反映了当时的真实生活，形成一种朴实、自然的文风，可是形成于战国末期的辞赋却“夸饰”开来。章学诚评价初期的辞赋说：“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务之义也。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也。”（《校仇通义·汉志诗赋》）这段话就说明了“夸饰”与当时各种文学体裁现象的关系，也是“夸饰”文风产生的文学根基。赋，虽然源于诗，变于骚，但也受到了战国诸子书的影响，前面已说过：“赋由表现手法演变为独立文体出现，据班固说是在战国后期。”而战国时的时代风尚，在政治上还是一个分裂的局面，也没有传统思想和传统艺术形式的束缚。因此当时的作者，都著书互相辩驳，战国时代的文学就是在百家争鸣的局面下发展起来的。战国时代的文学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文章宏丽，有的作品里还用了设想奇特、辞采绚烂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战国中期和末期的文学，一般都讲求辞藻华丽，多用排比，末期更多铺张。纵横家影响较大。作者这样写，多半是为了表达他们充沛的感情，到了末期，逐渐就形成了一种时代风气。而荀子、宋玉这二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开创功绩的名赋家，就是战国末期辞藻华丽，铺张鼎沸之风盛行时的文学家。
　　另外，当时虽没有传统思想的束缚，可是儒、墨、道等思想派别已逐渐形成，我们推论宋玉不能不受其影响。杨雄说过：“宋玉以下辞人之赋也，则夸饰弥盛矣。”“夸饰”本来形容一种处世作风或态度的，可是扬雄说“夸饰”是从宋玉开始的，并且越来越盛；这个“夸饰”无疑是指文风而言的。这并不奇怪，文艺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战国时代群雄并起，互相兼并，各国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都大力扩充势力，侵占他国，就尽力延揽人才，于是养“士”之风大盛，纵横家群起。他们在各国奔走游说，朝秦暮楚，愚弄两方，自己从中得利，都具有饰言巧辩，柔顺以取媚于人的特点。他们在当时的政治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往往一席话可以左右一国的局势或者影响各国间的形势，所谓“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腾文公上》），就是说他们的活动，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如《战国策·齐策》对纵横家们的描写：“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这番具有鼓动力量的话，用意就是要打动当时的君主，而作者的这一番描写，也够铺张夸饰的了。因为纵横家“盖出于行人之宫”（《汉书·艺文志序》），他们为了讨得诸侯君主的欢心，就不惜代价地过分修饰自己，过分柔顺，并且又曲意巧言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一但失意，就牢骚满腹。这样的现实不但会影响文学作品的内容，也会影响文学作品的形式。辞赋恰恰是受影响最深的作品。初期的辞赋还不太明显，但到了辞赋的黄金时代——汉赋，就明澈见底了。
　　我们再看一下辞赋的内容和形式特点。
　　刘勰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诠赋》）李贵在《汉赋浅谈》中解释：“他是从赋的形式到内容全面加以论述的。这是说写赋要用铺叙的手法，在铺张夸叙时采用的文辞要华美有光彩，在内容方面对客观事物加以描摹，但一定要表达作者的心志。他既描出了赋的外表特点，也指出了赋的内容范围。铺采攡文是指赋的形式，体物写志是指赋的内容。”这一番很有见地的话，准确地说出了赋的内容和形式特点。我们先看看初期荀子的《赋篇·智》中的第一段：“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齐均；桀纣之乱，汤武之贤。混混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跖以穿室。大参乎天，精微而无形；行义以正，事业可成；可以禁暴足穿，百姓待之而后宁泰。臣愚不识，愿闻其名。”这应该是一篇很幼稚的赋，如果说它是一篇说理诗还可以，但谈不上有“夸饰”之风。再看战国时宋玉《风赋》中的一段：“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激飓熛怒。雷声，回穴错迕，蹶石伐木，梢杀林莽。至其将衰也，被丽披离，冲孔动楗，焕粲烂，离散转移。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宫。”这可算竭尽作者全力铺张夸饰之笔了。风之大，实可让人恐畏，尤其两个“怒”字，使风更加形象可感，真是“宋玉以下辞人之赋也，则夸饰弥盛矣！”也像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的：“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夸饰”已形成了，可是，还应提个疑问：宋玉只是大力写风而写风吗？暂且来看一看宋玉的身世。西汉时刘向在《新序·杂事第一》中说：“宋玉事楚怀王——友人言之王，王以为小臣。”《新序·杂事第二》中说：“宋玉因其友以见于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连“小臣”的位置也丧失了。又说：“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见察；意气不得，形于颜色。”于是便潦倒终身。《风赋》中才有大怒的风“入于深宫”，并且把风区分为“雄风”和“雌风”，是不无原因的。因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战国时公孙尼子《乐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所以说宋玉的《风赋》是由感而发的杰作，是对当时社会生活中不平等现象的深刻反映和暴露，但它也是篇婉言规讽的赋作。作者的用意当然是要打动君主，文辞也就自然而然地铺张华丽起来，这与诗歌朴实、自然的文风，就有了明显的区别。宋玉之所以这样写，还有一个原因，东汉时王逸在《离骚序》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侫；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他指出了屈原赋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这是真知灼识的。那么受屈原影响的宋玉等人呢？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屈原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而宋玉等人又“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谁也不能否认，这是“夸饰”文风产生的原因之一，同时也看到了“夸饰”文风与《诗经》《楚辞》的内在联系。因此，我们说宋玉已开了赋家之先声。从《风赋》上看属实是“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文心雕龙·明诗》），“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文心雕龙·诠赋》上也说：“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
　　我们再看看汉赋类型化的创作方法。汉赋的类型化是“作家在创作中给对象以双重的理想化，即对象选择的理想化和艺术表现的理想化。前者，是作家用自以为完美的类型来概括他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后者是作家力图给这个类型赋予尽可能完美的艺术表现形式”（万光治《论汉赋的类型化倾向》），类型化倾向是汉赋的一个重要创作特征，然而作家们又用“夸饰”将类型理想化。这样不仅丧失了对象的个性特征，也违背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原则。所以汉人的宫殿赋“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类相违”（西汉时挚虞《文章流别论》），“假象”，“逸辞”不外乎也是指“夸饰”大盛。宫殿赋这样，畋猎赋当然也是如此。就连汉代典型的大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更是如此。从辞赋的发展上和与其它文体比较上看，赋着实是“楚艳汉侈”（《文心雕龙·宋经》），“竟为侈丽闳衍之词”。
　　
　　冯殿元，教师，现居内蒙古突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