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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安忆的一组女性主义小说
作者：叶 辉
然而妇女的解放实在是人类最漫长的革命，男权的力量弥漫和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早在上个世纪初期，鲁迅先生就以深刻的忧患意识写下了《娜拉出走后怎样》，对脱离了经济基础的女性解放进行质疑，使人们认识到经济的不独立是迫使千百年来的女性不得不通过婚姻的方式将自己依附于某个男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权力和实力，很多女性在知识、经验和技能等方面的社会竞争力日益突出，她们的社会经济参与空前活跃，这使得女性在生活方式上有了更多样化的选择，她们再也不必依靠婚姻来换得谋生糊口的饭碗。可以说，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之以往是大大提升了。
然而，文化的演进却是缓慢的，男主女从、男强女弱的传统观念以及家庭、婚姻的一般权利义务关系并没有改变很多。在父权制文化的整体压迫下，当代女性在两性关系中依然处境尴尬，她们在追求独立人格和自由人生境界的路途中依然处处面临着埋伏和阻击。
王安忆的小说向来特别注重表现不同阶层不同类型不同时代的女性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世界，多年来，她的作品以其产量众多、风格多变持续激发着文坛和评论界的关注和评论热情，通读她的所有小说，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它们表现的都是一个母题：“对人的生存态势的关注。”那些生存在她的笔底世界的芸芸众生，无论是身居高位，养尊处优者，还是默默无闻，疲于奔命者，都在挣扎着。她的许多著名作品，如《三恋》、《长恨歌》、《我爱比尔》等都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写作情况，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极大反响。而她的一些短篇小说，由于数量众多，相比之下常常难以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发表过后，常常如飞鸿踏雪，只留下过影微痕。这些作品中有许多非常值得玩味的东西，细细品读，常觉更可发人深思。
笔者从这些作品中选择了一组短篇小说，它们以一个内在主题做隐线联结，作为一个短篇小说组最早发表于2002年第三期《收获》上，分别名为《舞伴》、《闺中》、《小新娘》。在这三篇短篇小说中，王安忆以一种深隐不露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不同类型的女性在父权制文化的巨网下挣扎、逃避和盲从的历程和心境。
《舞伴》讲述了四位从事文化工作的知识女性在处理两性关系时的困境。她们年纪都已不轻，而婚姻状况却是“一个结婚，一个离婚，两个单身未嫁”，其中结了婚的那位还正有着秘密的婚外情。这种婚恋状态隐隐透露出她们对于传统婚姻家庭的一种拒斥。她们“多是在出版，媒体，社会科学院一类机构工作”的精神贵族，经济独立，精神自由，生活的内容大抵是“从清谈到清谈”，在清谈中四人建立起温暖美好的女性情谊。表面看起来，这种单一女性的组合“真的挺好，干什么都不多不少，平衡，对称，和谐”，然而其中却隐含着难以填补的缺憾，表现在社交娱乐生活方面，就是缺舞伴。于是小说就从寻遇舞伴生发开来。在舞场上坐惯了冷板凳的四位女性忽然一晚偶遇一个的士司机，他用他不明就里的莽撞和激情点亮了这个小圈子那晚的夜生活，然而，曲终人散，什么故事都没有发生，这一夜的经历对她们以后的生活没有丝毫的影响，她们此后“在舞会上照例坐冷板凳，一坐就是一晚”。小说最后在叙述者“我们总是期待着舞会上发生戏剧，可这样一个人来扮演我们戏剧里的角色，又不太行。局面就是这样”的无奈感喟中结束。
这篇小说描摹出都市知识女性在追求和谐两性关系的历程中的艰难处境。为了维护得来不易的独立人格，她们努力地和传统的婚姻抗争着。然而，她们却难以逃脱父权制文化对她们的伏击。父权制文化对每个女性从小就进行着“男性认同”的教育，这种教育产生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即使是精神上相对独立得多的知识女性也未能逃脱它的摆布。因此，小说中的女性尽管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感到非常舒馨，和谐，悠游自适，她们还是不自觉地受到父权制文化强加给她们的思维模式的控制，忍受着被冷落的寂寥“心甘情愿”地到舞场去等待男性的挑选，期待“戏剧”的发生。“舞伴”实际上是“伴侣”的一个隐喻，在这个男权的社会中，规则是由男性来制定的，规则制定了跳舞（人生）不能没有异性伴侣，而选择异性伴侣的权力是掌握在男人手中的，女性充其量只有决定接受不接受选择的权力。而这些依靠自身努力获得了较高社会地位的女性能够接受哪些男性的选择？这些男性又是否会选择她们？按照父权制文化规定的男强女弱的婚姻模式，这些女性只会接受综合素质更高的男性的选择，而这个人群的资源是紧缺的，并且这个男性群体可以在她们和她们以下的群体中选择，这就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错位。表现在小说中，我们看到那个“老克腊”式的男人在等待舞伴的女人中疲于周旋，她们难以在他的心中留下影子。而她们却无力摆脱“男强女弱”模式的束缚，主动去低于她们的男性群体中进行选择。即便是这个群体中偶尔有个别男性撞到她们的生活中，以他的方式令她们感到某种满足，她们也依然不会接纳他，因为“他显然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他与我们这些人的生活，相隔有多遥远”。于是，她们注定了要在舞会上寂寂坐在冷板凳上，注定了要忍受“无法回避”的“寂寥”和“心里空空荡荡”的煎熬。这种煎熬来自父权制文化对追求独立自主的成功女性施加的惩罚和挤兑，也来自她们自身的个体独立意识与整个社会文化之间的错位。
与《舞伴》中的女性不同，《闺中》里的女性对男性世界和两性生活有意无意地选择了逃避与退隐。似乎是造化的玉成，她们多年生活在一个纯粹的女性空间——一个无父无夫无兄无子，只有母女二人的家庭里。这个家庭“是个不错的组合，简单，稳定，和平，幼有所养，老有所靠。没有夫妻间的龃龉，兄弟的争夺，母女的关系，又有些像姊妹，特别好做伴。”在作者的笔下，这个女性空间简直像是男权世界中的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而我们的主人公在其间丝毫不依靠外力，心安理得地亲手构建和维持着属于自己的一尘不染堆纱叠绉的闺阁和有条不紊澹泊宁馨的生活。女儿在退休之前离开家门，参加了单位组织的到张家界的旅游。由于她身上未婚女子特有的气质，她被表演抢婚礼俗的当地人选中，扮演了被抢“新娘”的角色。这场游戏式的模拟婚礼无疑对女主人公的心态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它是父权制文化对退隐于自己的绝对女性空间的女主人公的一记当头棒喝，它提醒她，女人是必须结婚的，闺中的女子永远是“待字”的状态，即等待被男性签章认同的状态，而这种通过婚姻达成的认同是不可退避的，女人只有通过婚姻才能进入人生的“正常”状态，否则，她的人生将是虚幻的，空悬的，无着落的，非正常的。这样的提醒不期然地打破了女主人公内心的宁静与平衡，她“眼睛潮了”。父权制文化就是这样无处不在，避无可避，时刻借机给任何不遵循它的规矩行事的女性予以打击，以使她们的行为纳入到它的规范当中去。
《小新娘》中的女主人公则是一个完全盲从父权制文化的典型。“她是从婚纱照片来认识婚姻的”，婚纱照片为人们描绘了一副虚假的婚姻图景：妻子尽如公主般美丽，丈夫则尽如绅士般风度翩翩，夫妻双方温情脉脉，似乎婚姻生活满是一派醉人风光。她受到这图景的强烈诱惑，置母亲苦口婆心的提醒“你当结婚好玩？有你的苦吃！”于不顾，焦急地盼望和张罗着自己的婚礼，急不可耐地提前步入婚姻的轨道。
从这个“小新娘”身上，我们丝毫看不出现代女性觉醒了的性别意识和个体独立意识，她完全认同了父权制文化强加给女性的性客体身份，对人身依附性的婚姻从未怀疑过，甚至还强烈地渴望和追求着，这真是一个完全被父权制文化改造和控制了女性！
然而，悲哀的是，我们看到在这三篇小说中，《舞伴》中那些为维护独立人格而在父权制文化的巨网中抗争和挣扎着的女性在忍受“高处不胜寒”之苦；《闺中》的女性为逃避由男性主导的婚姻附加的压抑而退隐到社会的角落，最终还是发现退无可退，终于陷入父权制文化给她的“非正常”的判词中自伤自悼；只有那个完全顺从父权制文化的“小新娘”在实现理想的路途中一帆风顺，心满意足。她们不同的际遇，昭示了父权制文化势力的强大，同时也提醒人们，女性要想赢得最终的真正的解放，还必须继续锲而不舍不遗余力地全面反击父权制文化的霸权。
叶辉，女，上海海事大学汉语言文学中心教师、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