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祝福》中的“我”
作者：华伟彦 于长辉
品味揣摩——撩开“我”的性格面纱
细读作品中与“我”有关的文字，揣摩“我”这个人物，可以获得如下信息：
“我”的身份是一个知识分子，这从祥林嫂的问话就可以看出来；
“我”和鲁四老爷不是同路人，因为“我”虽然住在鲁四老爷家，可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因此“决计要走”；
“我”有些善良，但主要还是只图自己清静，有点不负责任。从“我”与祥林嫂关于魂灵的有无的对话可以看出来。本来以为自己的话可能对祥林嫂造成伤害，内心很是不安，可是“我”最终还是没有顾及祥林嫂，并且认为“即使发生什么事，与我也毫无关系了”；即使在不安中，还是想到自己的享受，忘不了“福兴楼的清炖鱼翅”，即使“只有我一个”，也是“不可不吃的”。
文中多次出现的“决计要走”……
以上可看出“我”不单是贯穿文章情节的线索角色，更是一个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我”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与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礼教的卫道者界限分明，可“我”面对社会的牺牲品——祥林嫂，虽然同情却又不负责任，逃避责任，显示出性格中软弱的一面。所以在促成祥林嫂死亡的众多因素中，“我”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比较探究——触摸鲁迅的思想脉搏
比较《故乡》、《祝福》两篇文章中的“我”，我们还不难发现：
1、两个“我”的行踪非常相似：都是先回到故乡，然后又要离开故乡，这是巧合还是匠心？“我”的最终“离开”，是偶然还是必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这种构思形式在鲁迅的作品中很常见，即“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这两篇文章中的“我”回乡都是回到“鲁镇”，回到鲁镇之后，“我”都是清醒地意识到“与鲁镇不相容”——《故乡》中“我”与闰土之间的厚障壁，《祝福》中“我”与鲁四老爷的话不投机，对祥林嫂命运的无可逆转——最终只好离开，并且结果也只能是这样。这是必然的——作为少数清醒的“呐喊者”，作者需要在现实世界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归宿，而作品中现实故乡的丧失其实就意味着精神故乡的无所寻觅——“‘我’注定是一个没有家的永远的漂泊者”。
2、两个“我”的身份都是知识分子，但性格又截然不同：一个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希望；另一个却在逃避现实，逃避责任。《故乡》写于1921年，《祝福》写于1924年，这是对相同革命背景下不同知识分子的描摹，还是作者另有用意？这就要参考作者创作这两部作品的思想与心态。
《故乡》收在《呐喊》中，作者在《呐喊·自序》中就直言“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需听将令的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由此可见《呐喊》一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沉闷和国人灵魂的扭曲，另一方面更显示出“五四”时期鲁迅的战斗姿态——为前驱者呐喊助威。鲁迅自己也评价《呐喊》是“遵命文学”。这样看来《故乡》中的“我”就是作者“助威”式的主观意识的代言人。
《祝福》收在《彷徨》中，创作时期正是“五四”退潮期，也是新文化阵营分化期,复古势力对新文化运动进行疯狂反扑，先进的知识分子中有右翼分子开始分化出去，中间派处于动摇彷徨的状态。《彷徨》与《呐喊》的创作题材不同，更多地聚焦于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指出那些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正直的，却又是软弱的；他们充满理想，却又缺乏毅力；他们曾经和封建势力战斗过，可是没有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所以他们处于苦闷彷徨之中。这样《彷徨》就显示出作者从激越到冷静的心路历程，较之《呐喊》，其观察更见从容，思考也更加深入，所以也让人更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的清醒与彷徨。由此可见《祝福》中的“我”就是“彷徨”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从创作的意图来看，这个形象也担负着“揭示病痛，引起疗救的希望”的责任，鲁迅对“我”的着力刻画不仅在于形象地展示出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更在于通过这种展示引起作者和读者的反思，在反思与自我观照中寻找真正的出路。
基于以上的探讨，可从三个方面定位《祝福》中的“我”这个形象：
文章结构层面，“我”是整个事件的见证者与叙述者；
形象塑造层面，“我”表现出来的性格状态暗示出特定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特定的心理倾向；
创作主旨层面，“我”的精心刻画寄寓了作者深刻的剖析与反省，更寄寓了作者热切的希望——通过批判与反思，在“揭示出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的同时，让知识分子这一部分先知先觉者从“灵魂的拷问与鞭打”中看到方向，看到未来，担负起拯救的责任。
华伟彦，于长辉，教师，现居山东荣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