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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长沙》的二维解读
作者：冯习桢
在以往的教学中，把这首词概括为“表达了青年人的远大抱负”，是站在作者的角度解读文本的，而把这首词概括为“激发青年人的豪情壮志，或启发思考当时中国革命主力军的问题”，是针对文本对读者的生成效应而言的。
在《文学文本解读》中，王耀辉先生把解读分为一般性解读和批判性解读。“激发青年人的豪情壮志”是一般性解读的生成结论，“启发思考当时中国革命主力军的问题”是批判性解读的生成结论。
一、激发青年的豪情壮志
词的上阕，呈现在读者眼中的是一派壮丽的湘江秋景。一个“看”字，总领七句。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那一重重山，一层层树，让自然之神彩笔一抹，渲然得一片嫣红，比三月笑放的春花还要艳丽，比六月晴空映射的彩霞更加瑰奇。”近观：“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秋水澄练，秋江碧波，从岳麓山下蜿蜒流过的湘江，在秋天更加清澈晶莹，如碧绿的翡翠，如透明的水晶。江面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生气勃勃。仰视：“鹰击长空”，万里无云的秋空，雄鹰奋振健羽，自由飞翔。俯瞰：“鱼翔浅底”，因透明而清浅见底的江边，鱼群摆动鳍尾，任意遨游。“看”字总领的七句，呈现的是四幅图画，描绘出立体的寥廊万里、绚丽多姿的湘江秋景，宛如当代著名的岭南派大家关山月浓墨重彩的彩墨山水图，不愧为“驱山走海置眼前”、“咫尺应须论万里”的大手笔，是豪放派的杰作。
这首词，是对秋愁、秋怨诗的翻新。“秋风秋雨愁煞人”给人一种沉靡感，“无边落木潇潇下”给人一种失落感，即使范仲淹“衡阳雁去无留意”的塞下秋景给人辽阔豪放的感慨，也是一种悲切的壮观。俄国文艺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一件事物较之与它相比的一切事物要巨大得多，那便是崇高。”德国哲学家康德把崇高分为两类：数学的崇高，如高山的体积；力学的崇高，如暴风雨的气势。毛泽东笔下的湘江秋景，给人以巍峨、博大、壮阔的崇高美，但这种美给人的又不是高尔基笔下的海燕在汹涌澎湃的疾风骤雨中搏击的外在驱动力，而是一种“胜似闲庭信步”的稳重冷静。
词的下阕，作者回忆了青年时期的长沙生活。“携来百侣曾游”中的“百”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中的“万”字与上阕中的“万山红遍、百舸争流、万类霜天”中的数字相呼应，给人以火烧燎原的豪迈感觉。作者虽然把自己的青年生活看作轻松的“游”，但这种“游”不是三三两两三五成群的嬉戏追逐，而是阵容庞大的规模行动。指指点点这一动作看起来多么寻常、多么轻松自如，如同交头接耳、茶余饭后、街谈巷议，但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的青年人指点的不是家务琐事、名媛绯闻，而是国家的万里江山、国家的前途命运。
整首词，无论写景还是叙事，无论是数词还是动词的选用，呈现的都是一种豪迈的气势，青年读者在这种氛围中受到熏染，油然而生的是一种远大抱负、豪情壮志，是一种有为人生的平静心态。
二、启发思考当时中国革命主力军的问题
毛泽东在长沙生活了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他既是一个青年人，又是一个革命者。
他的求学生涯计8年时间。1911年，18岁的毛泽东来到长沙，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和革命生活。1923年4月，他离开长沙，赴上海、广州等地从事革命工作，长达8年之久。1911年春，他首先入读湘乡驻省中学半年，投身新军当兵半年，之后又报考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校、商业学堂、高级商业学校、湖南省第一高等中学，并在一中考试中名列第一。在一中退学后，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2月，第四师范学校并入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毛泽东结识了蔡和森、何叔衡、陈章甫、罗学瓒、张昆第等一批同学。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
1918年，毛泽东由一名学生运动领袖转变为革命者。从这年4月起，他与何叔衡等同学一道发起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湖南学生联合会，出版《湘江评论》并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18年8月下旬，他第一次来到北京，直至1919年3月12日。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整个5月，毛泽东在长沙组织、领导了湖南的学生运动，以响应北京。六、七月，领导了驱逐湖南督军兼省长、皖系军阀张敬尧的斗争。1919年底，他第二次到北京，结交了李大钊。1920年9月，他与何叔衡一道建立了湖南共产主产小组。1921年，他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他组建了中共湘区委并任书记。1923年4月，他离开长沙，赴上海、广州等地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在这期间，毛泽东思考了青年问题和社会问题。他是《湘江评论》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表现出了明显的青年问题和社会问题特征。此文像一篇散文诗，激情澎湃，塑造了一个典型鲜明的“湘江”意象。从内容上看，此文摆脱了个人的狭隘小圈子，冲破了上进、求知、友情、道德修养等传统的文人题材，将文笔投向社会，直指最重大、最紧迫的问题。“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明显体现了毛泽东对青年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考。
《沁园春·长沙》写于1925年秋。此时的毛泽东，既是一个青年人，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革命者。他不仅占据思考青年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条件，而且占据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的条件。毛泽东是为数不多的中共“一大”代表，创办《湘江评论》，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湖南地区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国内外发生的系列事件，促进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进一步思考。1922年，香港和上海的海员大罢工。1925年5月30日，爆发反帝爱国运动，即“五卅”惨案。1922年和1923年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翟秋白等共产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面对封建帝制垮台后的中国社会，新旧思想相互冲击，派别争斗风起云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思考的问题，既是理论上的范指，又是实际革命斗争的确指。
1925年，中国命运处于十字路口。统一战线内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加紧了夺取革命领导权的活动。在共产党内，总书记陈独秀提出了“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主张，将革命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中国革命领导权成为急待解决的迫切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李立三等20人，代表党员994人。“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哪一派别，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工农联盟的问题。后来的历史证明，“四大”的不足是：虽然提出了领导权问题，但对于如何争取领导权，缺乏明确的方针，只讲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完全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提出了农民是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但没有提出土地革命这一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思想。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联系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谁主沉浮”的问题更加明确。此文发表于1925年12月1日，是针对当时共产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其主张如前所述，这种主张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被称为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倾向都感觉自己的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寻找力量，取得广大的同盟军。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明确回答，主宰中国命运的不是蒋介石集团，不是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中单纯的工人这种先进力量，也不是文本表象事实呈现的青年人，而是工农联盟，那么，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则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沁园春·长沙》中上阕提出的“谁主沉浮”，下阕并未做明确的回答，但可以启发当时对革命主力军问题的思考。“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遇飞舟？”中的问号，可以理解为对“曾记否”的发问，也可以理解为对“浪遏飞舟”的发问。
《沁园春·长沙》的二维解读，可以是一般性解读，可以是批判性解读；可以是青年人解读，可以是革命者解读；可以是文学的解读，可以是历史的解读；可以站在读者的视角解读，可以站在作者的视角解读。
冯习桢，男，湖北天门市干驿高级中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