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讲授杜甫“茅屋歌”的三个着力点
作者：张鹏振
作为叙事诗的教学，仅仅抓住线索和情节来解剖作品的艺术结构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分析诗歌所描绘的生活场景，通过生活场景的分析见出时代特征。与其他叙事作品一样，此诗的生活场景由自然和社会两个因素组成。作为自然因素，诗歌写了两个意象：秋风和秋雨，这两者把诗人推入痛苦不堪的生活境地。无情的秋风，带着凶猛的兽性（“怒号”、狂“卷”），使诗人惨淡经营的蔽身之所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阴冷的秋雨，进而带着疯狂的刁劲（“如麻”、不“绝”），使诗人遭受通宵雨淋长夜沾湿捱时如年之苦。在自然界秋风秋雨淫威的肆虐下，诗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茅庐是那么不堪一击，诗人聊以裹身过夜的残破“布衾”铁冷又加湿寒，“秋风秋雨愁煞人”，“长夜漫漫何时旦”！作为社会因素，诗歌交待了背景：“丧乱”；又写了人物：“群童”。“丧乱”背景和“群童”情状是有必然因果联系的，“丧乱”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群童”盗草正是民不聊生的悲哀写照，连不值几文的茅草都要抢，可见百姓已到了“贫到骨”的程度！自然界的灾难——风雨飘摇；社会的灾难——战乱频仍，两相重合，便构成了一种冷、穷、危、苦的生活场景。
即使是叙事诗，情感内容也应有足够重视，诗歌情感往往通过主人公形象来表现，因而教者必须对人物形象来一番解剖。这首诗最重要的形象就是诗人形象，“群童”形象是诗人形象的陪衬。诗人形象是随情节的推进渐次丰满的。在秋风破“屋”情节段，诗人形象是潜隐的，诗境中只有风在“怒号”，茅在纷飞，但风号茅飞均系诗人耳所听之声、目所触之景。“卷”、“飞”、“渡”、“洒”、“挂罥”、“飘转”、“沉”——如此细写风中之茅的动态和落点，可以想见诗人何其不忍的神态，何其焦灼的心情。这个潜隐的痛心疾首的形象，还谈不上如何高大，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面对财产的无端损失也是这样的。到无草补“屋”的情节段，诗人形象直接见诸画面，就与常人有些不同了。“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形象，就像眼睁睁看着狂风破屋一样无可奈何，正是这“无可奈何”见出诗人心地的善良仁厚，一“呼”一“叹”中（而不是“叱”，不是“骂”），既有对物的殷殷爱惜，更有对人的深深同情。“群童”前面加“南村”，表明诗人认得他们，他们敢于“欺”，敢于“抱”，根本原因不在于诗人“老无力”，而在于“群童”太熟悉他，太了解他了，“欺我老无力”实应读为“欺我心地善”，此处借群童“欺”之大胆、“抱”之放肆，侧写出诗人的善良和宽容。诗人本身贫穷，否则不会住茅屋，如此困厄尚有容人之仁、悯人之善，那就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境界了。如果说，上面诗人形象已经“超凡”，那么下面诗人形象将要“入圣”了。进入“屋”漏难眠情节段，诗人的形象愈见高大：身处雨淋寒侵之境，不是自哀自怜，而是忧国伤时！他由天灾想到人祸，由破庐想到天下，“自经丧乱少睡眠”，之所以“少睡眠”，是动荡不安、残破不堪的国家使他忧心如焚，寝不安席，诚所谓“身居茅屋，心忧天下”。忧国伤时，就不是一般的善良了（如第二情节单元所写），那是诗人所说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大善良。到了梦想华“屋”的情节段，诗人的形象则更高大了，不光有现实之“忧”，还有未来之“梦”。杜甫最可贵的是“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处穷困之境而无厌世思想”（冯至语），诗人最美好的愿望竟然不是改变自身的困苦处境，而是天下寒士入住“风雨不动安如山”的万千广厦，得以“俱欢颜”。这种社会理想果真能实现，诗人一庐独破、一人冻死也心满意足。这种变革现实的急切情怀、苦身利人的思想境界，可以称得上崇高和伟大了。诗人并非存心刻意自我粉饰，他只不过用诗笔如实地表现生活现实，袒露真实情怀而已，但正是这些无心插柳的素描式文字，无形中化成了美丽的油彩，完成了诗人绝妙的自画像。
诗歌讲授固然不可千篇一律，但叙事诗的分析确乎离不开故事情节、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抓住这三个关键要素，采用逐一探究的教法，效果远比平铺直叙的串讲好。
张鹏振，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