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高一语文新诗教学的几点体会
作者：肖向峰 杨 荣
一、读诗要有对诗的感觉
经验告诉我们，诗歌教学要强调诵读，我觉得光按孔子所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现)”还不够，得一边读，一边理解，这就是诵读与理解并重。
对诗的理解就是对诗的感觉，诵读了N遍，不知所云等于白读，这就要课外大量泛读同一诗人的大量作品，最好能读一读诗人的传记，实践证明读诗人传记和同一诗人的大量作品对理解课本所选的仅仅一首诗人的代表作是有帮助的。
例如，高一语文课本选了诗人穆旦年轻时的代表作《赞美》，这是一首长诗，篇幅很长，学生对穆旦很陌生，对写作这首诗的时代背景1941年的中国现实也很陌生，根本不能走进诗人的心灵世界，诗歌最难的地方在于从心灵走入心灵，不能进入诗歌所创造的情感世界，就不能深入诗人的灵魂。
为什么诗人在开头用密集的意象群来描绘满日疮痍的中华大地，用饱蘸血泪的笔对中华民族的苦难沉重抒发沉痛悲怆之情，因为诗人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恐怖，亲身感受了民族的创伤，人民的苦难。当时诗人还是一名逃难流亡的大学生。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到昆明才成立当时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诗人作为一名学生从长沙到昆明跋涉千里，沿途所见无不令他怵日惊心，激发了诗人强烈的生命意识，自觉的民族忧患感和时代责任感，所以诗人大喊一声“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仅仅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实际上通过读穆旦西南联大的同学王佐良所写回忆录《穆旦其人》和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的《穆旦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诗库·穆旦卷》，我们发现课本所选的《赞美》只是冰山一角，远远涵盖不了诗人的传奇一生，他少年时代就显示出了诗歌创作的天赋，例如对比他十几岁发表的《野兽》和课本所选的奥地利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豹》就可以发现：这就是一个天才。
因此我们得出以下结论：课本所选只是诗人某一时期的代表作，而这篇代表作只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并不能反映诗人作品的全貌。
例如，我们如果仅凭课本所选毛泽东词二首就断定青年毛泽东就是一个敢于搏击时代风浪，投身革命洪流，勇挑重担，以天下为已任，蔑视军阀的革命斗士，那就未免太简单，太单一了，实际上一颗伟大的心灵承载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他不仅有满腔豪情，凌云壮志，同时也有似水柔情的一面，例如他写的《贺新郎》，与杨开慧分别的词就为我们立体而全面地理解青年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领袖人物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凡人。这正如鲁迅谈陶潜，如果我们只读了《饮酒》、《归园田居》等作品，就简单地以为陶潜只是一个不问世事的田园隐逸诗人，那就未免以偏概全，实际上陶渊明并没有忘情世事，他还有金刚怒目式的一面，这只要看他的《读(山海经)》中的句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就可以看出，他还是想有所作为的，有很大的抱负的，他之赞美精卫填海，刑天不屈就是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与反抗。对穆旦的认识也是如此。
二、同时代诗人的对比研究，继承传统与向西方学习
研究穆旦我们发现，为什么同样是新诗，穆旦的长诗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闻一多的《死水》如此不同，事实上，穆旦受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影响与束缚很少，他是纯粹的现代派诗人，他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冯至、卞之琳是现代派诗人，外国老师英国诗人威廉。燕卜荪对他的影响更深，燕卜荪不断地向他灌输雪菜、拜伦、济慈，从霍普金斯到奥登。而穆旦的偶像又是英国诗人奥登，奥登是他至死都不能忘记的，冯至、卞之琳、穆旦、燕卜荪等人组成了昆明现代派。如果我们读了穆旦的《诗八首》(特别是《春》)、《旗》以及他晚年的作品《冬》、《停电之后》(语文读本选录)，我们对穆旦其人的认识就丰富得多，完整得多。相反徐志摩、闻一多这些新格律派诗人虽然学贯中西，但受中国古典诗词的束缚还是太深了，例如《再别康桥》中的押韵，单双行的错落排行，每节形式的整齐。《死水》中“三美”(建筑美、绘画美、音乐美)理论的贯彻体现，每行四个音步(一个“三字尺”和三个“二字尺”)等等。这些都与诗人所受深厚的国学传统教育有关。
徐志摩是国学大师粱启超的得意弟子，闻一多从小入私塾，他的父亲是晚清秀才，考入清华学校后潜心研究诗歌格律，也就是说中国古典诗词打在他们作品中的烙印太深了，如果我们读徐志摩于1922年写的《康桥再会罢》，对比1928年所写的《再别康桥》我们发现，前者就是古典诗词的语言，新诗的排列形式。
三、教参的作用与局限性，诗歌教学要大胆取舍，攻其一点。
分析是诗歌的天敌，我们强调诗歌教学的整体感。诗歌教学中我们面面俱到、深入细致的分析把学生对全诗的整体美感弄得支离破碎，前人说“诗无达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事实上诗人与诗歌作品的关系就像一个母亲与她的婴儿，母亲生产出了婴儿，对于婴儿未来的命运她是无法控制的，因此，我们允许学生对诗歌某种程度的“误读”，尤其是对新诗的“误读”，因为那也是一种创造，它是对新诗主题不断地丰富和补充。如果我们在新诗教学中把握住了一首诗最基本的东西，其他方面大胆让学生去想象，去“臆测”，那么我们就提高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我始终认为新诗教学课堂，不是把学生引向一个死胡同，而是把他们带入一片更广阔的天地，在那里他们可以激发灵感，独抒己见，纵横驰骋。对比大学现代文学教材与高中语文教参新诗部分，我们发现大学教材就比教参高明得多，站的高度更开放。事实上教参上新诗部分的作用仅局限于教学指导建议和附录有关诗人的资料简介，不同的评论家对该诗的不同赏析，有关该诗的时代背景、创作背景等。其他方面的解读，不仅限制了老师，而且也限制了学生。
我们是否可以在教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之后，就让学生结合课文注释自已去解读((采桑子·重阳》、《浪淘沙·北戴河》。我们是否可以让学生对比解读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与陆游的《卜算子·梅》，仅仅读了台湾诗人郑愁予的《错误》还不够，因为《唐诗三百首》中有大量的宫怨闺怨诗，我们是否可以补充王昌龄的《闺怨》、《春宫怨》、《长信怨》，王维的《秋夜曲》，李白的《玉阶怨》，刘方平的《春怨》，顾况的《宫词》，李益的《江南曲》，刘禹锡的《春词》，白居易的《宫词》，朱庆余的《宫中词》，金昌绪的《春怨》，张祜的《何满子》。因为郑愁予走不出传统的藩篱。
仅仅读了舒婷的《致橡树》、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不够，我们是否可以补充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肖向峰，杨荣，教师，现居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