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例谈十七年长篇小说矛盾冲突的类型化
作者：王艳文
《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第一部）被认为是这个时期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三部作品所设置的矛盾冲突的类型及解决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细微的差别，而且都重点描写了合作社与单干户的矛盾斗争及其大致相同的结局，具有模式化的特点。本文正是通过对同一题材的相同或不同叙述的研究，来探讨50年代至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在当时主流话语的影响下如何逐步建构文学的意义秩序和写作规范。
赵树理的《三里湾》于1953年动笔，1955年春写成。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主要反映的是初期互助组阶段。作者围绕秋收、扩社、整社、开渠等故事，表现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党内斗争、家庭矛盾以及爱情与婚姻的纠葛。作者力图通过描述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来阐明合作化运动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和不可抗拒性。
小说重点展示了封建思想、党内蜕化思想和农民落后自私思想对合作化的阻碍。后两种思想在两类人物身上表现突出：一，村长、老干部范登高。作为个体农民，私有制观念很严重，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有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对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化产生了“离心力”。他以独特的方式表现自己的反抗：常常以维护党的利益的面目出现，实际上千方百计保护个人私利。二，“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这一家富裕中农。作者集中刻画了他们作为小私有者的落后、顽固与自私，尤其是“糊涂涂”。作者力图从“糊涂涂”一类人物身上，揭示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以及小块土地经营方式所造成的旧式农民身上的精神负担。所以作者极力表现他作为小生产者的落后与自私，处处替自己打算，与合作社对抗。但最终，作者安排的结局是：无论是范登高还是“糊涂涂”，他们在铁的事实面前，终于看清了搞个人主义的种种弊端和合作社的种种好处，体会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甜头，最终战胜小私有者的落后、自私思想而甘愿入社。作者正是想借此形象化阐释当时的主流话语——社会主义集体化大生产必然战胜落后的私有制，从而使人们心甘情愿地走农业合作化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三里湾》在揭示农业合作化初期农村的生活矛盾时，没有受到像后来一些作品那种“阶级斗争”模式的框囿。比如，小说就没有有意去设置一条地主、富农破坏的情节线索，人为地去制造一种敌我矛盾的气氛；即使写合作化中两种思想对立的人“摆开阵势”，也不故意地将矛盾推向两个极端。正如作者所认为的：“说他们‘走的是两条道路’，不过是为了说话方便打的一些比方，实际上这两种势力的区别，不象打仗或者走路那样容易看出彼此来。”小说这样描写农村的斗争形态，比较符合当时合作化运动初期农村的现实。另一方面，这个特点，是源于作者将小说的“政治性”仅仅理解为配合当前工作，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对于合作化运动来说，赵树理考虑得更多的是这种劳动组织方式给农民带来的物质性的益处，而不在于它是国家意义建构的重要内容。
与赵树理致力于写“问题小说”不同，周立波是一个有志于抒写时代风云的作家，他看到了合作化运动对于国家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想把整个合作化的过程编织在书里”，并“见出全国性的规模宏伟的运动”，而其中的中心线索是“新与旧，集体主义和私有制度的深刻尖锐但不流血的矛盾”。《山乡巨变》于1957年底完成，1959年11月写出了续篇，文本完整地描写了湖南清溪乡从互助组过渡到初级社再迅速进到高级社的完整过程和基本面貌。
《山乡巨变》正篇出版后，有读者指出“小说结构显得零乱”，“缺乏一个中心线索贯穿全篇”，这实际上是要求作家要以冲突关系来结构全篇。于是，周立波在续篇的结构方式上作了调整。邓秀梅外来的叙述主导的消失使得以冲突关系作为文本结构的基本框架成为可能。朱寨将续篇的冲突线索归纳为三条：“一是合作社与单干户王菊生之间的斗争；一是社内先进人物与落后干部谢庆元间的斗争；一是与反革命分子龚子元间的敌我矛盾。”其中，第三种矛盾就是受当时“阶级斗争”模式的影响有意加上去的。
其中，在合作社与单干户之间的斗争上，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在作者笔下，富裕中农“菊咬筋”王菊生，有健壮的体格、聪明的头脑、勤俭的习性和熟练的耕作技能，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使他变得委琐卑下。作者力图通过这一形象和他玩弄诡计抗拒入社及妄图拚命比垮合作社，遭到失败最终而入社的曲折过程，来表现一个富裕中农在农业合作化中的态度和动向，力图向人们阐明王菊生“竞赛”的失败，不是他没有下力气，也不是他舍不得花本钱，而是私有制本身的缺陷决定的。私有制、个人主义势单力薄，无法抵抗自然灾害，而且不得人心；只有依赖集体化的巨大力量才能使人们最终发家致富。他的最终入社的结局也是必然的、模式化的，作者正是企图以此揭示集体化道路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在老一代农民中，作者重点刻画了“亭面糊”这个老贫农，揭示他的“面糊”性格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条件。他饱尝旧社会的苦痛，热爱新社会。但长期生活在小农经济环境中，灵魂深处私有观念严重，一时不能真正理解新制度的优越。最后，在斗争巨浪的推动下，他终于克服私有观念，看清了合作社集体化大生产的种种好处，最终成为一个“以社为家”的积极分子。“秋丝瓜”张桂秋是另一种类型的富裕中农。他兵痞出身，没有劳动习惯，也不熟悉耕作技术，因而以投机倒把和玩弄权术的方式抗拒社会主义。小说通过描写他与破坏分子龚子元相勾结，阻挠合作化，最后失败而要求入社的过程，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进攻和失败结局。
就对创作意图的认识而言，柳青比周立波更进一步：“这部小说要向人们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 “为什么”的问题是《三里湾》和《山乡巨变》所无法提出的。《创业史》围绕着粱生宝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直至灯塔社的建立，完整地概括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复杂斗争。作者把这场斗争的主要对立面体现为三股力量：一是富裕中农郭世富，这个坚持个体经济的代表人物，凭借个人优厚的经济力量，用自己的“榜样”去吸引个体农民，公开跟农业集体化对抗；二是反动富农姚士杰，这个狠毒的阶级敌人站在郭世富的背后，施展阴谋诡计破坏互助组；三是党内的自发势力的代表人物郭振山，他是土改后的新中农，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暗中抵制合作化运动。在合作社与这三股力量的斗争中，作者安排的结局是梁生宝互助组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团结、教育农民群众，取得了节节胜利，最终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使人们心甘情愿地踊跃入社，私有制、个体经济（以郭世富为代表的单干户）不战自败。作者重点刻画了外善内奸、贪婪狡黠的富裕中农郭世富，出于个人的发家狂，处处跟党的号召相对抗，但最终他的阴谋破产了，在铁的事实面前，人们终于认识到合作化的种种优势，而纷纷自愿加入合作社，连他本人也不得不服。这一过程和结局都是模式化的，作者企图通过这一模式告诉人们：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农民要真正致富，即使拚尽毕生的精力也是难以实现的，只有走党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农民才会有自己的光明前途。
作者这样确立小说的矛盾支架，显然是遵循着当时所普遍确认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农村基本矛盾的认识，即：与资本主义道路自发势力的斗争、与暗藏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的斗争。在矛盾冲突的类型及解决方式上，《创业史》与《山乡巨变》（续篇）呈现出惊人的一致。
《创业史》之后，以合作化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中，有影响的应该是出版于1964年的《艳阳天》（第二三卷1966年出版），它在总体上可以说是以前同类题材小说，特别是《创业史》的一个修订本或综合本，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矛盾斗争的基本类型和结局的模式化。50年代到70年代作家经常对文本进行不断修订，最终的结果是以抹杀作家的个性为代价获得意识形态的认可。
综上所述，在50至70年代农村合作化题材的长篇小说中，矛盾冲突的基本类型及其解决方式呈现出惊人的相似，其中合作社与单干户之间的矛盾斗争最终以合作社力量强大、单干户因种种原因最终失败而不得不加入合作社而结束。这种模式化鲜明地暴露了作家创作的局限性。不过，归根结底，这是历史的局限，谁也不可能脱离历史自己去独立发展。建国后初期，“新规范”的确立（要求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大一统格局的形成使中国文学终于史无前例地变成了政治的工具(比任何一个朝代、时期更甚、更广泛和更彻底地)。当时，“要据政治需要去创作”，“用阶级分析演绎文学作品”，“爱恨的复杂心理感情被简化”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不可避免。甚至连毛泽东、周杨等领导人也意识到并要求克服文学的“公式化”“概念化”，可是在今天看来，只要文学仍然充当着政治的工具为其服务，就注定无法走出这种模式。其实，从研究的角度看，重要作家历史观念上受政治因素影响恰恰是文学研究必须要接触的内容。
王艳文，女，湖北咸宁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