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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故乡》的回家情绪
作者：王 飞
一、《故乡》中为什么会有“回家情绪”?
“回家情绪”是人类精神体验的文学传达，鲁迅的小说《故乡》散发着浓郁的“回家情绪”，暗示着作者对人类精神家园的执著追问。这类似于盲诗人荷马笔下的《奥德修纪》，照亮读者回归精神家园的旅途；这也类似于荒诞派小说家卡夫卡的《城堡》，唤醒读者向理想的精神家园冲刺；这甚至类似于剧作家曹禺的《雷雨》，刺激读者高扬起道德律令而重塑精神家园的美景；这当然更类似于散文大师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促使读者聆听精神家园中细微的心声。
这种情绪决定了《故乡》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结构模式，决定了《故乡》意旨上的“哀其不争，怒其不幸”，决定了《故乡》创作意图上的精神批判和道德革新。正因为这样，《故乡》才出现了如此的艺术世界：景色苍黄，村落萧索；人情薄凉，追求庸俗；人物发生苍桑之变，遭受沦落之苦；“我”只能以悲凉之心、孤独之情寄托不满现实和愤世嫉俗的感情。因此，《故乡》的回家季节恰在严寒的冬季；“豆腐西施”杨二嫂的话语透露出尖酸与薄凉；“闰土”的前后形象简直判若两人；“我”只好在正月初一逃离故乡。这样的“故乡”不堪回首且无法面对。
作者之所以如此倾吐“回家情绪”，《故乡》中的“回家之旅”之所以会令“我”痛彻肺腑，从深层次分析是由于作者对传统文化的痛苦焦虑和深刻反思。可以推测：作者笔下触目惊心的“闰土”形象之变和“我”的孤独难奈之痛苦已经构成了作者对农村传统文化的否定，已经构成了对农村人际关系的否定。这种否定正是以“我离故乡”为象征，以“正月初一出发”为隐喻，以“我”的侄儿和闰土的儿子相互友好和彼此牵挂为依托，宣告了旧的精神家园之破灭和新的精神家园需重建。
作者笔下的“回家情绪”还流露出作者的“悲悯情怀”和“拯救意识”。从“豆腐西施”杨二嫂昔日的美丽到现在近似“圆规”的体形；从少年闰土的飒爽英姿、机敏过人到中年闰土的身心俱废、苦不能言；从乡村故土的美好回忆到眼下的日趋衰败、走向没落；从“我”幻想着归乡应该具有的温馨到现在无法驱遣的对故乡的忧患，作者传达了心底深处的“悲悯情怀”和“拯救意识”。尤其是一个漂泊二十余年，相隔二千余里的游子返回故乡后竟发现自己是一个故乡的“异己者”，其“悲悯”和“拯救”的方式是远走他乡和永不再回。因为唯有如此对待农村故土的传统文化，才称得上最好的“拯救”和真诚的“悲悯”。毫无疑问，唯有和传统文化彻底诀别，才能获得新生。
二、《故乡》中怎样叙述“回家情绪”？
《故乡》既然写“回家情绪”，自然以家乡故土的生活状况与心理感觉为主体。为此作者围绕“闰土”之故事展开了三种叙述方式。第一种叙述方式是通过“我”的记忆复原“闰土”的形象，这时的“闰土”英武过人而且智慧超群，显示了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的优秀与魅力；第二种叙述方式是通过“母亲”的口述转述了“闰土”的物质、精神上的种种不如意，显示了中国农村传统文化正在遭受种种威压与打击；第三种叙述方式是通过“我”对“闰土”形象的亲眼目睹与内心猜测，显示了中国农村传统文化濒临衰败与腐朽。
应当承认，我记忆中的“闰土”形象并不是作者本人的亲历，而是“闰土”口述之后再由“我”的想象使然。这种想象本身就很具有虚拟色彩和虚幻感觉，这象征隐喻了旧中国农村传统文化只能是虚幻中的美丽、想象中的聪慧。同样地，“母亲”口述的“闰土”的经济与精神困境也不是“我”的亲眼目睹，这种口述方式证明了作者与农村生活的隔膜与隔离，也证明了中国农村传统文化所受的威压与逼迫在程度上更惨与更深。自然地，“我”对“闰土”形象的亲眼所见才够得上真实和具体。然而作者除仅仅熟悉农民的脸上皱纹、抽烟的举止外，对农民应该具有的话语和实际应有的心理并不熟悉。
如此说来，“闰土”形象的智慧与英勇只能靠“我”的想象与揣测来完成，那月夜下看瓜的英雄少年“闰土”极有可能“子虚乌有”。“闰土”生活的艰辛与磨难，只能靠“母亲的旁述来完成，那困境中苦苦挣扎的成年“闰土”极有可能是“胸中臆测”。“闰土”实际出场的形象与言语，或许从根本上说就是“缺席”，作者只能靠感觉和猜测来填充。
这样看来，“闰土”形象、“闰土”故事和“闰土”精神未必完全客观真实，读者只能获得模糊而又朦胧的奇妙感觉。之所以会如此，证明了作者本人确实对农村乡土生活有些不熟悉，只能借助儿时记忆和他人言语来建构虚拟想象中的“回家之旅”和“回乡情绪”。对比少年“闰土”和成年“闰土”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我们可以印证上述问题。所以连作者也为此常常悲哀，悲哀“闰土”形象的“忽地模糊”，悲哀“我”和“闰土”的隔绝与隔膜。
三、《故乡》中“回家情绪”的讽喻意义
尽管《故乡》是有缺憾的真实，但这并没有削弱其针对现实的讽喻意义。作者完成讽喻现实的写作方式不是依靠“看”，而是依靠“想”与“说”。即便写到了“看”，那也是想象中的“看”；既然写到了“想”，那一定必须是作者真实的“想象”；既然写到了“说”，那必须依赖“他者口述”和“自我独语”。
《故乡》最擅长的莫过于写作者心灵想象中的真实。作者可以借助自己所特有的玄思冥想的灵性与慧根，凡不能抵达现实真实之处，皆通过形而上的思辩来解决。少年“闰土”的英雄形象之所以能感染打动读者之心，是基于作者对传统文化盛时气象的思辨推想。凡应该具有的灵气、活力与智慧，凡应该具备的生活的多彩多姿、妙趣横生，凡应该拥有的飘逸气质和洒脱举止，少年“闰土”皆兼而有之。
《故乡》最不擅长的是写同农村农民的言语交流。“我”同“豆腐西施”杨二嫂的对话淡乎寡味，我对“闰土”的知心话语只能言谈不得其辞。所有这些恰切印证了“我”的知识分子的身份，每当独处时“我”总会产生诗意的想象和哲理味的言辞，“我”总会产生莫名的兴奋、哀伤与冲动。
如此可见，作者笔下的讽喻义是多重的，不仅来自可“想”的，而且来自可“说”的，甚至来自可“看”的。就可“想”的而言，作者借少年“闰土”的意气洒脱传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往昔强盛历史的深切回忆和深惜；写依恋；就可“说”的而言，作者借“豆腐西施”杨二嫂的话语，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薄凉、尖刻与势利。作者借“闰土”称呼“我”的话语，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阶层观念和等级秩序。作者借“母亲”口述“闰土”现实困境的话语，讽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乡土农民地位的“江河日下”、“朝不保夕”；就可看的而言，作者借目睹“故乡”之惨状和成年“闰土”之窘相，暗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乡土农村濒临灾难与危机。
如果将上述讽喻意义概括上升为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不妨将其视为对现实生存的家园的诅咒和对理想精神家园的探索。作者将“理想精神家园”称为“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话语鼓励人们做走向理想精神家园的领路之人。毫无疑问，作者以小说《故乡》担当起领路人的先导。
综上所述，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焦虑和深刻反省，作者用《故乡》抒写“回家情绪”。作者采用三种叙述方式，逼真还原了《故乡》深处的“回家情绪”。作者基于对现实的多重讽喻，最终引导后世读者走向理想的精神家园。《故乡》人事虽已逝，前途探索并未停止。这或许是读者对《故乡》常读常新和常思常叹的原因吧！
王飞，教师，现居河南安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