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重建两性和谐世界
作者：吴道毅
小说叙述了当下社会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作为叙述人的“我”，一个美丽、真诚、多情的青年女子，满怀着对爱情与家庭幸福的热望，走进了陌生而又诱人的两性世界，先后与三位男子产生情感交往，然而结局却糟糕透顶——不是受男性故意欺骗，就是被男性肆意玩弄或无情抛弃，留下的只是一颗伤痕累累的心与女性对男性的几近绝望之情。也正因为如此，她才以“野草疯长”为网名，在网上向人们诉说自己不幸的情感遭遇，宣泄对男性的不满与失望情绪，同时却又苦苦等待着离别爱人的最终归来。
然而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却不是古代作品中的“弃妇”，她有着现代女性深刻而犀利的目光，更有着自觉的女性主体意识。基于刻骨铭心的痛苦情感体验，从两性世界的大视野中，她审视了男性自私而丑陋的灵魂，严辞谴责了这个仍然由男权文化主导的两性世界。作品中的三个青年男性，无论是黑牛，还是赵推销员，抑或是松林，都在与女主人公“我”的婚恋交往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有的甚至给“我”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相对朴实的黑牛，身为驻地战士，本可以与“我”建立起一种真诚与相互信赖的恋爱关系，但也许是虚荣心作怪，他却编造谎言，企图抬高家庭出身以获取女方的芳心；一旦真相揭穿，却又百般狡辩；结果自然是错失良缘。赵推销员既会花言巧语又工于心计，不费多大力气就夺人所爱，而且骗取了“我”的处女之身；他不得已与“我”结婚，出发点不过是要“我”充当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当发现“我”生下的是女孩后，本是商人的他用区区五百元钱绝情地打发了刚刚分娩的妻子，旋即从人间蒸发。松林表面上对“我”的婚史毫不计较，甚至对“我”信誓旦旦，然而当听说“我”怀了他的孩子，他需要肩负起一个父亲的责任时，他却原形毕露地选择了逃避，狠心地抛弃了尚未出世的孩子；他对“我”的爱，只是肉体的“喜欢”而已。总之，这些男人的所作所为，不但暴露了男性虚伪、自私的品性，对女性的薄情寡义乃至忘恩负义，而且显示了男性对家庭、社会责任的背弃。精神的溃败，根深蒂固的传统男权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让他们在两性情感交往中堕落为单纯的欲望化身或自私自利的小人。是他们，毁坏了平等、和谐的两性世界，无情地摧毁了女性对于爱情、婚姻与家庭幸福的美好梦想。更甚的是，这些男性，不管是年龄与女性相当的，还是年长于或年小于女性的，组成了男性负面形象的集合体，严重破坏了男性的集体自我形象，几乎使女性丧失了对男性集体的信任感。从这个意义上，《野草疯长》称得上现代社会女性对男性的一份严肃的道德诉状，一篇反男权文化的檄文，同时消解了以往美丽的爱情神话。
与此同时，作品通过对女主人公言行举止的叙述也进行了一场女性形象的自我体认，虽然这种体认不是作品的重心所在，但正好与作品男性形象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致形成了男性形象的一面有效折射镜。一方面，作品借助必要的理想化手段，构建了女性的美好形象，揭示了女性心灵的美丽与胸怀的宽广无私。比如，“我”对三位男子的真心相待或真情付出，“我”在受到两次情感打击后坚持不懈地寻求婚恋的幸福，“我”在美容店的奋发图强，“我”对女儿的牵挂与敢于承担作为母亲的责任，“我”历经生活磨难后的坚强与镇定等等，不但还原了一个青春女子可爱可敬的女儿性、妻性与母性，更重要的是凸显了一个女子自立自强、敢于承担家庭、社会责任的可贵人格精神。另一方面，作品也没有忽略对女性自身性格、心理弱点的检视。在“我”的身上，就存在着轻信或草率从事、沉溺肉欲等缺陷，有时不免让女性在与男性的情感交往中“作茧自缚”。但无论如何，与“我”的女性形象相比，松林等人的男性形象是极其卑微与猥俗不堪的。
可是，无论男性形象与女性形象的反差大到何种程度，无论正面的男性形象少到何种程度，两性世界的幸福大厦毕竟需要两性共同努力才能构筑。正因为如此，我相信作品的落脚点在于两性和谐世界的重建。它不但期待男性对女性真情的付出与人格的尊重，而且盼望男性对家庭、对子女、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它同时拷问着男性的社会良知、理智与道德感，也呼唤着女性自身的成长与成熟。在对男权文化的诅咒中，它更是憧憬着一个和谐、幸福的两性社会的到来。因此，对于作品中的“我”来说，生活并未结束，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吴道毅，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