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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难》主旨摭谈
作者：李步敏 兰家勇
综合前贤对此诗所含“寄寓”的深掘细研，大致有此四说：其一：李白为担心房琯，杜甫的安危而作。《新唐书·严武传》采用唐末范摅所著《云溪友议》一书中的一些臆说，以为剑南节度使严武欲加害房、杜，李白为担心朋友安危而作，此说不足据的是与诸多史实的相悖而未为人信，不论。其二是宋朝沈括《梦溪笔谈》上说的为讽刺章仇兼琼而作，沈括之语也早为人所不信，因为章仇兼琼虽然在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至天宝五载（746年）任剑南节度使，但章仇兼琼是一个善于媚上取宠的人，一心只求为官，为大官，根本就没有反叛朝延的心思和行径，此说亦不足论。其三是李白为讽谏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幸蜀而作，这是元萧士贇《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中的注语，萧氏说：“倘以全篇诗意与唐史参考之，盖太白初闻禄山乱华，天子幸蜀时作也。……太白深之幸蜀非计，欲言则不在其位，不言则爱君忧国之情不能自已，故作诗以达意也。”照萧氏的说法，《蜀道难》当是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暴发后玄宗逃难入蜀时的作品，写作意图是讽喻玄宗“幸蜀之非计”，借以表达其“爱君忧国之情”，这一说法的致命点是，成书于天宝十二载的《河岳英灵集》就收录了这首诗，想必这之前此诗应该是众口流传了吧！解说此诗，现在最为人接受的是明代的胡震亨在《李诗通》中的说法，胡震亨对历代的各种解说都曾作了批驳，他说：“兼琼在蜀，无据险跋扈之迹可当斯语（当指诗中“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引者按）。而严武出镇在至德后，玄宗幸蜀在天宝末，与此诗见赏贺监（指贺知章——引者按），在天宝初者，年岁亦皆不合，则此数说（指本文上引之说——引者按）似并属揣摩，愚谓《蜀道难》自是古相和歌曲，陈梁间拟者不乏，讵必尽有为而作？白蜀人，自为蜀咏耳，言其险，更著其戒，如云“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风人之义远矣。必求一人一时之事以实之，不几失之凿乎？”胡氏之说影响深远，被及当世。当代喻守贞先生作《唐诗三百首评析》，《蜀道难》其“作意”中也基本上持这种说法，语云“李白是生长在蜀地，以蜀人歌咏蜀地的风景，何必问它有什么寓意？不过其中有‘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的话，就可知诗人是在警戒当局者在形势险要的地方，应该好好地用人防守”。
我们认为：《蜀道难》就是诗人咏蜀道的艰难险阻，写蜀中山川的雄奇峻险，至于申戒之说，实在是太过勉强了。
读诗析诗，最好还是从诗中读出诗味来，虽然古今中外有许多作品不乏寄寓之意，但也有许多作品只是描山写水，特别是诗歌作品，况且中国的诗歌中专门出现了“山水诗”，《蜀道难》应该是山水诗的代表作品。首先，作者在诗中一而再，再而三的突现了自已要表达的主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种用复沓的方式在全诗中不断的申述诗歌的主旨，目的就是让全诗更好地来突出它，强化它。如果我们在作者反复强化主旨之外，再给它强加一个寓意，未免就太主观臆断了。”其次，为表现“蜀道难”，突出这一主旨。作者在构思中作了精心的布局。蜀道之难，难在开辟之难，“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蜀道之难，难在山之高，“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蜀道之难，难在地之险，“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蜀道之难，难在途之畏，“连峰去天不盈尺”，“砯崖转石万壑雷”；蜀道之难，难在境之恶，“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作者突出蜀道之难，是用多角度来表现的，孰不知“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只不过是写蜀中境地的险恶，并以此来强化“蜀道之难”而已。其实先贤早在这一点上，做足了文章。左思《蜀都赋》说：“一夫守隘，万夫莫问”；张载《剑阁铭》中也有“一人何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勿居”。只是李白这首诗所吟咏的“蜀道难”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终至于我们忘了他是在引用左思和张载他们的现成语，这不过是拿古人语作自己说蜀道难的证据而已，而我们在解读本诗时误以为这几个引用语是作者感受的抒写，终至于让许多人误入歧途。
最后，我们也应该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来说明一下李白作蜀道难的情况。根据相关记载，特别是孟棨《本事诗》的记载，这首诗应该是在天宝元年李白初到长安时的作品。李白到长安，现在很多人都是根据《旧唐书·李白传》，“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现代诸多学者考诸文献都认为这是错误的，大都趋于认为李白很可能于天宝元年正月奉玄宗的诏令而来京师的。有人推测，《蜀道难》应该和《剑阁赋》《送友人入蜀》为同时期作品，《剑阁赋》题下作者自注：“送友人王炎入蜀”，这样就把它视为送别诗。其实，这也未尝不可，似乎还能更好地解释诗中的“问君西游何时还”，“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等句中的“君”“尔”等词，但这实在只是推测，如果把“君”“尔”视为作品中的人物，在全诗中其实也很融洽，不管怎么说我们要明白这首诗作于天宝元年，离安史之乱的发生相隔十多年，很实在地说李白不可能有这样的政治才能和政治远见来讽喻蜀中之乱，尽管他一生热心政治，渴望建功立业，但他的政治眼光不高，才能仅及中人，发发牢骚，抒抒情怀是可以的，所谓的诗中的寄寓和讽谏之意，全是后世士大夫自己的臆说，当然读诗未必不可臆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嘛，借先贤之作，一泄心中感慨当然不是坏事；更何况根本没有必要在品诗的时候要求大家品出同样的味来，这既不合乎艺术鉴赏的规律，也不利于推动艺术创作。
说到底，《蜀道难》就是描写了蜀中的雄奇高竣的山川之美，用胡震亨的话说就是“自为蜀咏耳”。用喻守贞先生的话说：就是歌咏蜀地的风景。主旨是明白不过的。
任何一部作品，最关键的就是要给读者心灵以震撼，蜀中山川的高危险竣加上空山夜月中林鸟悲号的凄厉气氛，奇丽惊险的描绘，惊心动魄的画面，生动而斑斓的景致，加以诗人激情的赞叹，超人的想象，奔放的语言，这诗实属天仙之作，每读此作，不心旌摇动者不能为骚人墨客。而硬要在最后强安上一个“申戒”之意的讽寓，实在是大煞风景。当然，文人学士们对过去的文学作品的解读，曲解的远不止一篇《蜀道难》，因为我们太过于追求文学的实用性了，太不把艺术当作艺术看了。曲解的是一些作品，折射的却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思维特点。
李步敏，兰家勇，教师，现居湖北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