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

作者:丁 翔




  唐传奇,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一种体裁,与唐诗并称有唐“一代之奇”。其特点是文辞生动凝练,情节离奇虚幻,结构较完整成熟,反映了丰富多彩的广阔的社会生活,所蕴含的思想内容也极为丰富。其尤为可贵的贡献是,它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独特、平凡而不屈的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
  唐传奇对女性的关注,首先着眼于外貌形象,包括五官、肤色、头发、服饰、神情等,当然其中多以青春年少的女性为对象。虽然其中所用的多为“女郎有殊色”、“姿容绝丽”、“容色绝代”、“容质殊丽”等等这样简单模糊的语言,与之前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外貌形象描写,如《诗经》中《关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硕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等等相比,其描写用语单调,似乎流于模式化,且更难以达到前人的神乎往乎的较高精神境地。但唐人小说在描写女性外貌美上毕竟有其独特之处:如写“车中女子”的“容色甚佳,花梳满髻,衣则纨素”,霍小玉“若琼林玉树”,李娃的“明眸皓齿”,而“明眸皓齿”则更是后人用来指代美丽的女性的专有名词;除此而外,唐传奇用了更多笔墨描写了女性的超凡脱俗、幻化神界般的美:樊云翘“玉莹光寒,花明丽景,云低鬟鬓,月淡修眉,举止烟霞外人”,妹云英“露鬟琼英,春融雪彩,脸欺腻玉,鬓若浓云,娇而掩面蔽身,虽红兰之隐幽谷,不足比其芳丽也。”(均见于《裴航》)以及上元夫人“玉佩敲磬,罗裙曳云,体欺皓雪之容光,脸夺芙蕖之艳冶”(《封陟》)等等;另外唐传奇也并不回避对“年老色衰”的老妇人的描写,这一点集中于超现实女性角色身上,如“年可五十余,青裙素襦,神气清雅,宛若士大夫家”的龙太夫人(《李靖》),及另一龙夫人“年四十余,衣服皆紫,容貌可爱。”(《刘贯词》)唐传奇对女性外貌形象的描写,无论身份地位,无论年龄长幼,也超越了现实、非现实、超现实的界限,向我们展现了唐时女子外貌之美,这首先是对古代女性“重德轻容”观念的挑衅,是对女性外貌美的肯定赞扬,而女性的生命意识的觉醒始于此。
  唐传奇还赋予笔下的女子们以“聪慧与才华”,而不是仅仅让她们空有一副“好皮囊”,或成为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如《刘贯词》中的龙女,不仅“容色绝代”,而且“辨慧过人”。当刘贯词传书至龙宫,与龙母、龙女相见时,龙母两次“眼赤”并直视贯词,甚至于“口两角涎下”,暴露出其贪婪残忍的吃人本象来,而龙女在贪残的龙母与憨直的刘贯词之间神情自然、游刃有余,既制其母又护贯词,其聪明伶俐、机灵可爱跃然纸上。唐传奇更多地强调女性的“才华”,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词滥调,如《茑茑传》《飞烟传》等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书往还、情诗唱和,虽然仅只是风花雪月的吟咏,不及士大夫们的经世文章,甚或有作者故意“掉书袋”的嫌疑,但仍显示出唐代对女性的评判标准和要求提高了。甚至在《王之涣》一文中,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将自己诗歌的优劣、受欢迎程度,以梨园伶妓的弹唱多寡与妓之美丑作为标准,此种行为既艺术地再现了唐代诗人诗酒风流的雅逸韵调,也表明当时的文人们大多在女性,尤其“貌才”兼具的女性们那里找到了知音,并视其为自我价值的某种实现。
  不过,纵观唐人小说,我们不难发现每篇传奇对女性的外貌与才华的描写只占不多的篇幅,作者们用更多的笔墨着力于对女性更深更内在的挖掘与思考,也就是对女性生命意识、生命价值的深层探索。首当其冲的立足点是女性的爱情婚姻观。为了追求真爱,唐传奇中的女子大都主动大胆、义无反顾,即使是搭上性命,也无怨无悔,因此,她们中很多的人都是冲破封建时代长期形成的宗法礼制,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禁锢,对门第观念嗤之以鼻,她们比风靡后世的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女性更为率性、可爱。不必论说著名的《霍小玉传》中小玉的痴情与执着,就说说《李章武传》中的王氏儿媳吧。王氏夫家开旅店,许多上门求宿的人均艳羡其姿容并对之大献殷勤,但她并未为之所动。直至李生,她视作真爱的人出现,束缚麻痹女性思想、压抑约束女性身心的所谓贞节观被王氏儿媳大胆冲决,她对非婚恋人的矢志不渝的爱情,在其病死化鬼后不仅没有云淡风轻,反而演绎得更加如火如荼,爱情似乎成为其生命的全部意义。再如,步飞烟原为媒妁所欺不幸成为“粗悍”的参军武公业的宠妾,后与邻居赵象相遇,并私下“歌咏寄情”,后来他们这种违背封建社会正常秩序的私情败露,参军残忍地将飞烟打成重伤,致其不治而亡。故事最后并未落入化鬼与人再叙前缘的窠臼,但飞烟临死声称“生得相亲,死亦何恨”,却道出了她追求理想爱情的强烈心声,并用悲壮之死捍卫自己生命的尊严和人格的纯洁。
  爱情与婚姻,即使是那些具超现实力量的女怪、女神仙们,也视之为其人生要义。但在婚姻生活中她们又表现得极其自尊自爱,凸显了女性人格的崇高,提示了女性生命中有比爱情婚姻更重要的追求,即崇高的人格、尊严。《崔书生》中西王母第三个女儿玉卮娘子,主动求为崔妻,却因未征得崔母同意,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规矩而使其婚姻具非法性,崔母因此更以“狐猸”之语来诋毁玉卮,以致恩爱夫妻旋即分离,玉卮尽管依恋人间生活,缱绻夫妻柔情,却宁肯劳燕分飞,而不受“狐媚”之诬,以保持自己人格尊严的纯洁与崇高。而《卢佩》中的地仙,不仅主动救治卢母,并自请为卢妻。在之后的婚姻生活中,她一方面“朝夕供养,妻道严谨”,另一方面,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兢兢业业,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她的特立独行、自强自我使卢佩害怕,使当时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者们感到恐慌,卢“恶之”。此段人神佳缘并未天荒地老下去,而以地仙毅然决然的不辞而别告结。整个故事中,地仙善良多情、温顺谦恭,却又傲岸刚强、不卑不亢,是一个极具女性魅力的人物形象。
  另有一部分神人相恋的故事,如《焦封》《申屠澄》等,结尾并非“夫妇情好,生子加官”或者人神皆长生不老于方外的套路,而是夫妇分离、神怪复归本性。前者焦封妻实是黑猩猩化成的女子,她对一心功名的焦封一往情深,且执着痴情,不仅主动求为婚姻,而且不顾尊严,不远万里追赶业已抛弃她的焦封。但最终,面对与焦封重续的姻缘及同类的召唤,她“化为一猩猩,与同伴相逐而去,不知所亡”,如此果断地选择了自我的回归。《申屠澄》中的虎女,表面看来,她深受尘世间封建礼教熏染,且以礼教为己立身处世的原则,似乎礼教已深入其骨髓,因为婚后,她的一言一行极符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即使是对丈夫真情实感而发的《赠内诗》,慷慨激昂地回以“为妇之道,不可不知书。倘更作诗,反似妪妾耳。”此类堂而皇之的礼教之言。尘世间的生活就那么地过了几年,“夫妻情义益浃”,上下和睦,亦生儿育女,幸福美满,然而虎女内心深处依然对昔时的山林生活思慕不已,回探母家,“见一虎皮,......披之,即变为虎,哮吼拿撄,突门而去。”并留下诗句:“琴瑟情虽重,山林志自深。常忧时节变,辜负百年心。”可见,与森严的礼教,与甜蜜却无常的爱情婚姻相比,本性的自由、真实更能吸引这些神化的女性们,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女性对现实社会给她们预定的命运的一种逃避。女性的这种更趋向于个性、本真回归的选择、取向,虽借助非人类的超现实的力量来表达,是传统观念赋予女性角色的另类思考,是亘古不变的爱情颂歌中的变奏,在整个唐小说中并不多见,分明是女性生命意识的更高觉醒,但却也真实透露出唐人对女性精神归宿的更深层次的期待与思考。
  在当代这个妇女“半边天”的社会里,女子外出工作被视作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在封建社会里,女性是被严格禁止在家庭生活里的。女性的解放,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经济独立,但是古代的女性是没有任何的经济独立地位的。唐人小说以一种博大、深远的胸怀,它对女性的重新定义是超越阶级超越性别界限的,甚至某些观点可与当代女权主义看法不谋而合。这类女性虽不浪漫缱绻,也不动人心魂,不凄婉哀绝,但她们自有超性别超阶级超时代的独特与顽强。诸如我们熟知的《板桥三娘子》,虽然故事重在鞭挞板桥三娘子以术害人的恶毒,但对于这样一个“年三十余,无男女,亦无亲属”的“寡居”女子而言,在举步维艰的父权社会中,费尽心机、勤奋努力,抛头露面去与社会的主宰者竞争,生存下来并活得不赖,该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情。最不能忘的是贾人妻,她与王立相遇而同居,随后她更是主动地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每出,则必先营办立之一日馔焉;及归,则又携米肉钱帛以付立,日未尝阙”。而王立则更像一个倚门守望的小妇人。贾人妻甚至还是一个侠女。她身怀血海冤仇,但却沉静自如、不露声色并最终“伺便复仇”,至于她的复仇是否合法合理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本文只认为她确实是一个集智与志于一身的奇人。而她最后杀掉己与王立的孩子,以使后者不受牵累也让自己无所牵挂,这一举动则完全打破了她身上仅存的一点女性身份认同感。痛杀亲子的行为,无独有偶,古希腊著名悲剧《美狄亚》,女主人公亲手杀死一双儿女。子女是她们生命的延续与象征。对于亲生骨肉,她们都有着天然的母爱,在妇人想留却杀的反复、犹豫中,我们能体会到贾人妻一如美狄亚,心里的激烈挣扎与巨大的痛苦。贾人妻类女性形象的塑造,打破了传统的樊篱,是对女性形象的大胆创新,这种创新同时也带来一种惊悸的冰冷感,这是人性的幸或悲?
  不容否认的是,唐代,初唐、盛世及凭籍盛唐气象余波而苟延残喘的中晚唐,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昌盛,思想文化领域开放通达,在此种背景观照下的唐代女性爱情婚姻观、人生价值观等较其它封建王朝有较大拓展。但同时也因为封建各种制度的严苛,等级森严,性别定位的巨大差异,并未使之得到根本性的解放。这些表现在小说中,则用现实,甚或借用非现实、超现实的手段,刻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来,反映出她们对个体生命意义、价值、身份归属等的追寻与探索。
  
  丁翔,教师,现居湖北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