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诗意的真实

作者:叶立文




  作为一名诗人出身的小说家,姚鄂梅坚持认为小说与诗歌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写作者思维方式的不同,而两者在艺术本源上其实并无二致。她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对源于理想的诗意的追求,小说就会黯然无光,或者说,小说的内在品质仍然是诗意的,是对现实的超越、反抗,是对理想的坚持、申诉。”①在这个意义上说,《索道》显然传达了作家对于理想诗意的不懈追求。不过与常见的诗化小说有所不同,这部作品并未在语言和结构的诗化层面大费周章,而是借助一个侦探小说的叙事模式,步步为营地讲述出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其间穿插的民俗风情与浪漫传说,皆体现了作家念兹在兹的诗意情怀。然而更需强调的是,在这段于今难觅的爱情传奇中,同样也暗含着作家对于女性人物生存状况的真实还原。
  与侦探小说的叙事结构雷同,作品悬念起始于母亲令人费解的行动。从她踏上危险重重人迹罕至的斜坡开始,作家就为读者设下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阅读悬念。而老艄公讲古和蛮子对母亲诡秘行迹的追踪,则渐次揭晓了已经尘封多年的一段爱情传奇。原来那些有关家族恩怨、儿女情仇的神秘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在母亲和昌福这两个人身上,竟然隐藏着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由于双方家庭的阻挠,母亲无奈之下选择了蛮子的父亲,不过在她的内心深处,却始终保持着对于爱情和道德的双重忠贞:一方面,“这个招赘的漂亮女人在婚后规规矩矩,沿江一带那些泡沫样飞溅起来的闲话从来都跟她不沾边。”即便得知丈夫的婚外情以后,她也对他不离不弃,甚至含辛茹苦地将丈夫的私生女抚养成人;而另一方面,她却从未放弃对珍贵爱情的守护,即便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走过陡峭的山崖,去看望自己魂牵梦萦的恋人昌福。在他们之间,爱情似乎已经超越了世俗社会的种种规范,转而演化成了双方终其一生的守望相助。为了给蛮子的母亲开一条山间小路,昌福被雷管炸掉了手掌,而母亲则一直戴着昌福所送的银簪子,即便在“连天地都要变了”的移民时刻,她也选择留在故乡,不愿舍弃对于爱情的执着守望。小说的诗意内涵正蕴藉于此,不论别人如何去猜忌、误解与怀疑,她与他都用自己的完美品格和坚强毅力,超越了世俗的傲慢与偏见,并最终成就了一段空谷足音式的爱情传奇。与这段爱情故事相比,蛮子对于母亲的孝心同样令人感动。为了达成母亲的心愿,他费尽心血,终于在陡峭的山坡上开出了一条长长的索道。小说篇名也因此具有了特殊含义,在作品中,“索道”既是维系母亲与昌福诗意爱情的通道,也同时表达了作家对于爱情之“道”的深刻探询。其中有关爱情诗意内涵的鼎力颂扬,实则传达了作家对女性生存状况的真实考量。
  在一次访谈中,姚鄂梅声称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或者说我是一个不自觉的‘女性主义’作家”。②在我看来,这番言论其实表达了她对于当下女性文学的某种“忧虑”。尽管女性文学自九十年代以来就蔚为大观,但由于女性作家对欲望叙事的高度迷恋,从而令女性文学日益走向创作歧途。她们误以为,似乎只有女性身体和欲望本能才是反抗男权社会的唯一武器,由此造成的后果,便是在大部分女性主义者笔下,都充斥着浮泛躁动的叛逆激情和顾影自怜的病态心理。至于女性的美好情操与心灵世界,则在大多时候付之阙如。与当代女性主义者的欲望狂欢相比,姚鄂梅的小说创作虽以女性题材为主,但却鲜见欲望叙事的解放冲动。在大部分作品中,姚鄂梅都对女性人物怀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温爱,《女儿结》中的农村妈妈、《索道》中的蛮子母亲,皆呈现出有别于当下女性文学的人物形象。它实际上表达了被女性写作所遮蔽的另一种真实,从某种程度上说,姚鄂梅还原了本来就存在于女性身上的美好人性。正如作家自己所言:“人性是隐伏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东西,它可以是美好的,也可以是丑恶的,但不管美与丑,它都是真实存在的。发现它、挖掘它,在作品中呈现出来,才能引起读者心灵深处的共鸣。”③《索道》给予读者的感动,其实正来源于作家对人性真实的写照。除此之外,小说中大量方言土语的存在亦令作品洗尽铅华,那种充满浓郁鄂西风情的叙事情境,处处显现出一种纳须弥于芥子的大气。在这个意义上说,《索道》完全贯彻了作家对“内涵深邃而质朴”这一小说理想的追求。
  ①②③瞿淑华、姚鄂梅:《我是一个不自觉的“女性主义”作家——姚鄂梅访谈录》,《文艺新观察》2007年第4期。
  
  叶立文,男,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