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论《三国演义》刘备形象的塑造
作者：汤晓亮 付细龙
二、塑造手法的多样性
《三国演义》塑造的刘备这一形象，其性格十分鲜明，富于典型性，具有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使人觉得可亲可敬，读者每每情不自禁地随着他命运的起落沉浮而悲喜忧乐，这一方面是因为小说“拥刘反曹”思想倾向引导读者的情绪所致，但另一方面与小说成功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塑造人物紧密相关。
一是焦点透视法。《三国演义》对刘备性格的直接描写非常简略：“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只有寥寥三十余字，给人留下一个模糊粗略的印象，但是小说并没有满足这样简单的白描，而是把人物放到一个特定的环境和具体的事件中去，通过人物自身行为活动来全方位揭示其性格，多方面展现其形象，给人一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的真切感受，使人物的性格特征在读者脑海中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如刘备军队被曹操追逼，弃樊城，走襄阳时，面对大军压境生死存亡的非常时刻，他却不听任何劝阻，违背军事常识，始终不忍丢弃百姓，携民十万渡江。尽管损失惨重，但他爱民如子的品德展露无遗。“许田打围”、“煮酒论英雄”都是突发事件，刘备毫无精神准备，但他急中生智处理得滴水不漏，竟然轻易瞒过了老奸巨滑的曹操，他的机智警觉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正如王朝闻先生所说“人在任何情况下，性格特征不会完全被掩盖。偶然的一言一行，有时也可以流露出他的本性”，求贤若渴的刘备路遇前来投奔他的单福（徐庶），喜不自禁，但当对方“劝”他将妨主的“的卢”马赐给仇人去乘时，“闻言变色曰：‘公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备不敢闻教’”。这一怒一言足见刘备“仁德及人”的高风亮节。
焦点透视法的运用在写刘备托孤一回中写得尤为出色。常言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作者抓住这一典型环境，运用“特写镜头”集中展示了刘备性格的方方面面。作者先写刘备兵败白帝城染病卧床不起，梦见关、张“相邀”，表现他不失桃园结义之信，为弟报仇失败而不忍独活，这是何等之“义”！诸葛亮前来探视，刘备遍视左右发现马谡在旁，令他退出，问孔明“马谡之才何如？”当孔明认为马谡是“当世英才”时，他一针见血指出“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日后事实果如所料，马谡镇守街亭失守，由此可见刘备知人是何等之“明”！当他托孤于孔明时，泣曰：“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王。”如此以国家黎庶为重，不为一人一家之私，这又是何等的胸襟和气度！
二是烘云托月法。“人物的相互关系，对于性格描写具有重要作用。”《三国演义》除了从正面表现刘备的性格外，还常常采用侧面烘托的方法，通过写刘备与周围人物的种种关系来凸现他的性格，使他的形象更显丰满，更具魅力。“衣带诏”败露之后，曹操东征刘备，刘备败投袁绍，兄弟失散。关羽为保全刘备家小被迫与曹操约“三事”，“降汉不降曹”。为了留住关羽为自己效命，曹操真可谓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封高官，赐厚禄，赠美女，设佳宴，乃至制锦囊护其“美髯”，但关羽丝毫不为所动。曹操赠他锦袍，他“穿于衣底，上仍用旧袍罩之”，曹操问其缘故，他说：“旧袍乃刘皇叔所赐，某穿之如见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故穿于上”；曹操送他赤兔马，他欣然接受，却说：“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一旦知道刘备的去向，关羽便“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这些看似处处写关羽之“义”，却无一不是从侧面写刘备，所表现的正是他施行“仁义”的感召力。再比如作者写徐庶进曹营后，“终生不为曹营设一谋”、“人在曹营心在汉”，试想满腹经纶的谋臣，却要湮过无闻，无所作为，他并不以此为憾，反而心甘情愿。在这里小说所要表现的决不仅仅是他对刘备的“忠义”，更重要的是衬托出刘备人格力量在他心目中的伟大和神圣，这种互为映衬的手法也是《三国演义》塑造人物匠心独运之处。
三是对比反衬法。服务于拥刘反曹的艺术构思，《三国演义》塑造了两个思想素质和精神个性截然不同的人物——曹操和刘备。作品采用对比反衬的手法，处处以曹操的奸诈比照刘备的仁义，使刘备的个性特征更加鲜明彰显，其人格精神更加光彩照人。刘备曾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成。”曹操信奉“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刘备却说“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曹操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荒淫暴虐令人发指；而刘备的仁义之师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受到人们“焚香礼拜”、“箪食壶浆”的欢迎；曹操滥杀无辜，为报父仇，屠杀十万百姓；刘备仁爱厚民，危难之时，不忍舍弃百姓，携民十万渡江，曹操对待部下奸诈残忍，借王之头平息众怒，借黄祖之手杀死祢衡，借扰乱军心的罪名除掉杨修，玩弄“梦中杀人”的把戏防犯行刺等等，而刘备对部下待之以诚心和义气，推心置腹，始终相信。通过这方方面面的对比描写，作者对两者的价值判断泾渭分明，褒贬尊抑亦在其中，也正是因为有了曹操这个典型人物的反衬作用，才更显出刘备精神品质的可贵和“贤明君主”的难得。
当然，《三国演义》塑造刘备形象的艺术手法也并非没有瑕疵，鲁迅先生当年评论《三国演义》时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可谓一语中的。作品中“猎户杀妻”、“刘备掷阿斗”等情节完全违情悖理，明显带有为拔高人物形象而刻意夸张的痕迹，不免失之过分，所谓“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使作品的客观效果和主观愿望反面而拉大了距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刘备是按照儒家道德规范塑造出来的“仁君明主”的典型形象，他是封建时代统治者的理想化身。塑造这一典型形象的意义在于，在漫长而黑暗的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从“刘备”身上寄托着对宽仁爱民、信义求士的贤明君主的向往与期待，也必然产生对暴政的鄙弃和对压迫的反抗，这也正是《三国演义》自问世以来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不容，却受到老百姓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三国演义》运用多种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凸现人物性格的艺术特色，为以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
汤晓亮，付细龙，教师，现居湖北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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