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同居者
作者：薛忆沩
像许多哲学系的学生一样，他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迷上了马基雅维利。他用一个通宵读完了《君主论》。紧接着，又在两个月之内将那本书重读了两遍。他拜访了他的大学里两位研究马基雅维利的有名的教授。两位教授都瞧不起对方。其中一位教授在他面前指责自己的竞争对手“连外语都不懂”。而另一位教授在他面前指责自己的竞争对手“除了外语以外什么都不懂”。他们都怀疑对方作为马基雅维利研究者的“合法性”。可是，两位教授都肯定了马基雅维利的深邃以及这深邃对人类思想史的贡献。他们都向他推荐了那三种马基雅维利的传记。
这些传记使他进一步迷上了马基雅维利。他欣赏他的那种“犬儒”的态度。他欣赏他骄傲地写到自己在学会享受“拥有”之前首先已经学会了与“没有”相处。他甚至很冲动地写过一篇短文，谈论马基雅维利的成就如何得益于他少年时代教育的缺陷。马基雅维利少年时代错过了古希腊文的教育，在他的那篇短文中，这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万幸”。他已经没有兴趣去回答“柏拉图理念论的基本内容”或者稍微复杂一点的“休谟哲学中的‘印象’与‘时间’的关系”之类的问题。他沉浸在马基雅维利深邃的世界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大学毕业之后，他到一所中学教书。学校没有哲学课，他被要求在低年级的语文课和高年级的历史课之间做出选择。他选择了“历史”。他在第一节课上就向学生们提到了马基雅维利。他因此有一点嫉妒他的学生们，因为他自己是到了大学二年级才第一次听到那迷人的名字的。可是，他的学生们一点也感觉不到那名字的迷人。他们不喜欢与他们的前途没有太大关系的历史课。他们将他的课当成是上一节课和下一节课之间的课间休息。稍稍认真一点的学生会心不在焉地问他：“历史有什么用?”这是他自己从来没有问过的问题。在他看来，人类生活唯一的用处就是变成历史。可是的确，历史又有什么用呢？
他每天都闷闷不乐。上课之前，他总是站在过道里发愣。他有时候会想起大学时代的图书馆以及图书馆报刊部的那个管理员。他想跟她讲话。他非常想。但是他不敢。他怕她拒绝他的接近。他总是站在过道里发愣。直到有一天，他的一个同事走过来，用指尖在他肩膀上捅了一下。“我们去看电影吧。”她轻松地说。这是他一
直想对大学图书馆报刊部的那个管理员讲的话。
他们去看了一部法斯宾德的影片。他很感动。在送她回去的路上，他们做了很深的交谈。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揪心的影片。他说影片的结尾让他很迷惘。她轻轻碰了一下他的肘关节。她说：“迷惘是生命的本质。”她说这是她大学时代的“当代中国文学”课老师总是在课堂上重复的一句话。
“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他问。
“我不知道。”她说。她想起了她离家出走的哥哥。那一年，一切都是那么好：她进了全省最好的大学；她父亲得到了一个很理想的职位；甚至她母亲的关节炎都没有再犯了。一家人都在愉快地等待着新一代的诞生。在她哥哥二十五岁生日的那一天，他愉快地说：“这是一个特别的生日。”因为再过八个月，他就要成为父亲
了。那是他成为父亲前的最后一次生日。可是第二天，他下班之后没有回家。而在第三天，他没有去上班。他们问遍了他们的亲戚朋友，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下落。他们报告了警察。
马基雅维利不会同意这种说法，他肯定。“迷惘”是一种“道德”的状态，那是马基雅维利有意要回避的。不过，他同意这种说法。他开始有点怀疑他大学二年级以来的激情了。他觉得马基雅维利好像躲开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好像从来没有思考过生命的秘密。“我很喜欢这部影片的结尾。”他问，“你喜欢吗?”
“我不知道。”她说。她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她生命中最大的秘密，她不知道该不该向他显露她生命中最深的黑暗。一个月以后，警察也放弃了。她偷听到她的父母与他们的儿媳妇之间的谈话。他们说，如果她愿意将那个孩子留下来，他们愿意抚养。他们接着说，如果她不愿意留下那个孩子，他们也不反对。他们的儿媳妇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她的父母很吃惊这个没有余地的举动。她看到他们首先是有一点茫然，然后他们紧紧地抱在了一起，然后他们很压抑地哭了起来。那是她第一次看见她的父母抱在一起。那是她第一次看见她的父母哭出声来。
他很快就同意了搬到她那边去住。他们将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他们趴在床上读书，下棋，看电视，改作业。他们对电视节目的兴趣惊人地相似。他们对性没有特别的激情，但是他们彼此都十分满意。他们入睡的时候总是抱得很紧，他们醒来的时候总是分得很开。他们不想让同事们知道他们住在一起了，所以他们从来不一起到达和离开学校。但是，他们住在一起的事情还是很快就被人知道了。有的同事对他们突然冷淡起来，有的同事对他们突然热情起来。热情的同事们给他们取了绰号，叫他做“新郎”，叫她做“新娘”。他们有点忍受不了这种草率的热情。
有一天，校长将他们叫到办公室。他说有不少的同事和不少的家长对他们的状况都很不满意。他说他有责任提醒他们注意教师的形象和学校的声誉。“我相信你们会马上办好结婚登记手续的。”校长说。他接着补充说，结婚登记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甚至暗示他们将来的离婚手续也非常简单。“将来不合适了，也很容易。”校长说。
他们更加受不了了。他们从前没有谈论过结婚的事。他们现在也不想谈论结婚的事。他们决定离开。他们选择在深圳住下来。他们在罗湖区租了一套很小的房子。他们买了一张不大的双人床。他们仍然喜欢趴在床上读书，下棋，看电视，改作业。他们选择在不同的学校工作。同事们都认为他们单身。关心他们的人有时候会想介绍给他们一些“合适的人”。他们将“对方”的情况带回来分享。他们有时候会笑得前俯后仰。
在离开他们那座城市的最后那个夜晚，他们在一本旧《花城》杂志上读到一篇题目很长而篇幅很短的小说。小说写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在一九九0年的一个清晨惊奇地发现在前一天的深夜他们分别做了同一个噩梦。他们梦见他们的生活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噩梦中，他们要在顺从这个噩梦还是抗拒这个噩梦之间做出选择。他们选择了抗拒。“他们好像是法斯宾德作品中的人物。”他迷惘地说。
“可是，他们选择了积极的结局。”她说。她强调这篇小说的人物与那部影片的人物不同。这时候，她再一次想是不是应该告诉他她生命中最大的秘密，是不是应该向他显露她生命中最深的黑暗。她的父母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的儿媳妇了。他们听说她一年后又结了婚。他们还听说她婚后不久生下的孩子只活了五个小时。他们感叹说他们的儿媳妇是一个命苦的人。
她再一次否定了她的想法。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愿意告诉他，不愿意向他显露。很久以后，她还在试图寻找这“不愿意”的原因。她好像是担心失去他，又好像是害怕完全被他占有。她总是在担心，在害怕。离开了他们原来居住的那座城市之后，她的担心和害怕变得更加强烈。她觉得将又有一些事情会要发生。她觉得那些事情会改变她现在的生活。她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她在这种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她正在扮演越来越“传统的”角色。她习惯了他回来以后的一声不吭或者愁眉苦脸。她习惯了他在下棋或者谈话时的心不在焉。她习惯了独自在厨房里的忙乱(他偶尔进来帮忙反而会让她极不习惯)。她习惯了晚餐以后由她来收拾桌子。她习惯了周末没有特别的安排。她习惯了她睡着之后他还在看电视。她习惯了她醒来之后他已经不在身边或者她起来以后他仍然躺在床上。她习惯了所有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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