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从《烛之武退秦师》看古人的说话艺术
作者：赵目珍
当晋军驻兵函陵，秦军驻兵氾南，郑国方知大难临头。郑国大夫佚之狐告于郑伯说，国家已经危险了。按照正常道理，下文似乎应该谈论如何危险或者如何应对危险，但是佚之狐却突然冒出一句惊人之语：“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文中就这样很突兀地让佚之狐一口举出了故事的主角烛之武——这位将要为郑国力挽狂澜的“英雄人物”，使得情节一下子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把文章重心一下子转到了烛之武的身上，为烛之武下文的说劝埋下了伏笔。
下面就主要分析一下烛之武应命时的“怨词”、郑伯在国家危难之时的“屈词”以及烛之武说秦时的“劝词”，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一下不同人物在不同场合中的说话艺术：
一、烛之武应命时婉曲的“近怨”艺术
在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深受传统文化积极“入世”精神的影响，所以他们最不得意的人生处境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从文中看，烛之武尽管现在身为大夫，但是在壮年时期却曾受到郑伯冷落，甚至在晚年也属于不受重用之类的人物。所以当郑伯在国家危难而急于用人之时，烛之武终于有了一次“抱怨”、“发泄”的机会。因此，他一开始所做的事情，就是推辞这项差使，说“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矣”。表面看，烛之武是在自叹无能，而言语之间却暗含着对郑伯“不识人才”、“不重用自己”的怨恨之情。但是他的这种怨恨不是直接通过对文公的不满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反面侧击的方式婉曲地表达出来。这一“说话”技巧，其实是古代士人“怨上”惯用的一种伎俩，也是他们抓住机会得以宣泄心中不平的重要方式。
二、郑伯危难之间“能屈能伸”的驭人艺术
由于场合的特殊性，为了能尽力设法挽救国家危机，郑伯虽然身为国君，面对烛之武的“泄怨”，也不得不暂时低头，先而进行自责：“吾不得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我们看这里的用词，郑伯用的是“求”字，对于一个一国之君来讲，这是很掉身价的。但是郑伯这种对于臣子的服软艺术，表面看是迫于特殊环境的压力，但是这里面也未尝不暗含着古代君主巧妙的驭人艺术。大家可以想象，郑伯作为一个国家的君主，怎么就会“败”得那么狼狈，他还是有他自己的“杀手锏”的，那就是他文中看似简单的八个字：“郑亡，子亦有不利焉。”其转语之快，甚是急切，一语道破了唇亡齿寒的道理，深中古代士大夫的精神要害。古代的士大夫深受传统文化浸染，向来以国破家亡为耻辱，特别是作为国家的臣子，“祖国”的灭亡，更是对人精神的一种巨大创伤。郑伯抓住士大夫的这一精神弱点，进行有力的反攻，这是他驾驭臣下高明的地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郑伯的屈人艺术是掌握得很有分寸的，不愠不火，不卑不亢。古人云：“大丈夫能屈能伸。”这一点在郑伯身上表现得很充分，尽管郑伯其人算不得一个“大丈夫”。
三、烛之武说秦时“晓以利害”的论辩艺术
春秋战国之时，战乱频仍。各个国家之间，无论结盟、背盟，合纵、连横，无非都是出于“利益”关系，所谓“有利则往，无利不来”。因此，能否抓住“晓以利害”这一问题的症结，往往是说劝“第三方”（通常都是为贪图小利而来）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烛之武也深明此理，所以他见到秦伯的一开始就摆明了这一观点：“若郑亡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在“既知郑亡”的前提下，烛氏反跌此一句，说得极为透快。紧接着他步步点明其中原委，层层加以剥析：（1）“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这是从地理位置的角度加以分析。秦在西，郑在东，晋处其间。如果晋得郑国之地，无疑是增加了晋的地盘，这样秦国要想再越过晋国就很困难。这是言“亡郑无益”。（2）“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这是用相对主义的观点来加以分析。设想晋得郑地，相对于秦而言，显然是晋国增加了势力，而自己变得弱小了。厚人而薄己，在那个各个国家都欲称霸的时代，这显然是于己不利的。这是言“亡郑有害”。（3）“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供其乏困”，无所害。秦国如果留着郑为“东道主人”（郑在秦东，故言），则秦国的使者往来郑国粮资缺乏之时，郑国可以给予供给。这是说“舍郑有益无害”。（4）晋国当年曾许以秦国焦、瑕二郡，然“朝济而夕设版焉”。晋国在惠公之时，曾经许秦以河外的焦、瑕两座城邑，但是在许诺之后，晋国马上就渡河而去，并设版筑以守二城。烛之武的这个实例意在说明晋国的背秦神速，借以前的旧事来使秦伯明白晋国惯于背秦的行径，以此来说明秦与晋国共事，断无有益之处。（5）晋国“无厌”，“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无以取之。这一点是烛之武论说最到位的地方，也是他的致命招式。他说晋国是个贪得无厌的国家，其灭郑的意图只是为了扩大它东方的疆域，在此之后它必将致力于西方疆土的扩张，而秦在晋国之西，将来晋国必定也要侵占秦国领土。这是说晋国虽然在目前是为了得到郑国，但是它也有吞并秦国的野心，它更远的目的是兼有天下，其危害是非常大的。所以秦助晋亡郑是非常危险的，表面是看秦国得到了便宜，实际上却“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大大削弱了自己。烛之武在上面曾经谈到“亡郑以陪邻”,如今又谈“阙秦以利晋”，将其中利害关系挑得水落石出、洞若观火。这是他税劝之中把握得最好的地方。
从以上五步来看，烛之武的劝说是层层递进、步步深入的。他说秦时最厉害、最有效的招数就是“晓以利害”。经过这样一番对秦、晋、郑三者之间“利害”关系深入细致地剖析，烛之武终于说动了秦君。“秦伯说，与郑人盟”，郑国终于达到了使秦国退师的目的，紧接着晋文公也鉴于“不及”、“不仁”、“不知”、“不武”的论调罢兵而去，郑国也终于在烛之武有似“唇枪舌剑”的利嘴之下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从以上三方面的分析看，古人“说话”是很讲究艺术技巧的。无论是“抱怨之词”、“屈人之词”、还是“劝说之词”，都有着不同的方式和特点，并且这些方式和特点也随着人物和场合的不同而有所改异。尽管春秋战国的历史对我们来讲已经变得很久远，但是这种时过境迁的“说话”艺术，对于今人来讲，还是有值得学习之处。因为，看古人的劝谏和演说，除了能达到精神上愉悦的快感，同时还会有一种让你想张开嘴巴的冲动。
赵目珍，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