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文化视域下的汉语对偶
作者：吴建军
一、体现了汉民族的审美意识
在中国统治地位的儒道哲学中，有一个十分突出、形成互补的思想——求“和”。儒家求取人和，“天人合一”体现在人际的谐和。道家强调“天和”，庄子说，“一上一下，以和为贵，浮游乎万物之祖”（《山水》）。这种“致中和”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表现在艺术里，则形成了汉族人的审美准则、审美意识——“和谐美”。董仲舒说：“中和者，天地之大美也。”这种“和谐美”要求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人体与社会，必然与自然总体上都要处于和谐、均衡、对称、守常的状态。
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这种持中贵和的精神渐渐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中国文化各门类的共同追求。如中国书画除了意境美的创造讲究和谐外，在结构上、布局上讲求平衡对称的法则，要求平正，追求多样统一；中国建筑作为空间艺术更是严守对称平衡。而西方有着与东方不同的哲学传统，体现在艺术精神里，他们追求另一种美——“崇高美”，表现出一种追求强刺激、追求非平衡的心理倾向和审美准则。
由此可见，特定的哲学传统和审美观念给对偶形式的运用创造了浑然天壤的后天生存氛围。汉语中的对偶，两行相对，作用于视觉，能给予明显的上下左右对称的平衡感；作用于听觉，“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音节来而复往，节奏匀称相对，它完全应和着东方的审美意向：平衡、稳定、匀称，给人一种不偏不倚、循环往复的中庸、和谐美感。
对偶为汉族人喜间乐见，这种形式正体现着汉族人的美学追求。
二、模型了汉民族的思维方式
思维结构与语义结构是互构的。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重整体把握、重直觉体悟。注重对立面的相辅相成，与这种思维形态相适应的语言形式——对偶，作为工具，一方面适应了这种思维方式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影响强化了这种思维模式的形成，成为这种思维模式的镜像。
首先，对偶的上下两句为思维形态的整体把握特征创造了一定的特质氛围。语言中的对偶（特别是对照），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回而往复，单身就有一种往复周视的氛围感，当看抽象的思维要将整体把握事物的认识表述出来时，借助于对偶，无论是写景、叙事，还是论理，两句相对而成，互为补充映照，有强烈的整体感知效果。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们可试看去掉其中一句或者合两句为一句，这种整体氛围都似乎受到损害。刘知几说：“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刘勰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这种“自然”必定有它的必然所在。
其次，中国人的直觉体悟思维常借助于“设象喻理”的办法，因而比喻方法在汉语言手段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在文学、哲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有广泛的用途。在表述中，常常是上句为喻、为兴，下句为理、为所言之意，两两相揉，是义便“达”；或者全为喻寄，两句相因，其义自现。当然，模糊的直觉体悟不一定非要对偶，但对偶句式，正好两句，先比兴，后言理，两者再合而为一，却也一方面为讲究模糊体验提供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也为汉语讲究精练而恰到好处。所以自先秦以还，除了史书如左上明的《春秋传》和司马迁《史记》之类来用排偶而直述史事外（这与作者有意反潮流和充分发挥散句叙述流转直泻的特点有关），其它的散文著作，包括哲学、医学等自然科学著作都常有连篇的对偶句式（加上五代开始兴起的对联样式，更是无所不及）。这里一方面是否是受“非偶词俪语，弗是言文”（刘师培语）的文风影响，另一方面是否也确实在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对客观事理的把握有无限的涵容之效：在笼统模糊的表述之时有明显的“辞达”之功？
另外对偶句式内容上的两两相对，对思维过程中注重事物的对立面相辅相成有强化作用。朱光潜说：“用排偶既上，心中就无形中养成一种求排偶的习惯，以至观察事物都处处求对称，说到‘青山’，便不由你不想到‘绿水’，说到‘才子’，便不由你不想到‘佳人’。”这种由自然现象引发的“自然成对”，反过来强化人们遇事述说。“神理为用，事不孤立。”这种表述方法与自然之理、思维方法的天然吻合使对偶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成了互为因果的两个方面。
第三，对偶的广泛使用，也反映了汉语自身的特点。汉语是以单音节词作为表意基本单位，语句的组织缺少西方语言的复杂的形态变化，词序灵活，注重意合，这从一开始就为对偶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先决条件。
中国文化史上，对偶句的表达效果有两个方面：一是形式上的审美特点，这一点到汉赋骈文之时被发展到极致；二是内容上的信息强化，这为历代文人所注意并运用。因此，文言、口头，重要之处都往往少不了来些骈言俪语的强化信息，以达到“参互错综而用之”“气振而骨植”的语用效果。
总之，对偶之于汉语与它的底座——汉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文化的反映，它值得我们作更深入的探究。
吴建军，教师，现居湖南常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