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略论诗乐二重性中“诗”的强化

作者:王加鑫 李连霞




  古典诗歌的艺术魅力既来自其语言文字的巧妙组合,也离不开琅琅上口的韵律。显而易见,诗歌中“诗乐二重性”特征非常突出。但因为某段历史时期重视诗歌社会功能的传达,相应地对其形式方面的要求便降低了,这样无疑会导致诗歌二重性的失衡。本文主要从“乐府”、“系乐府”、“新乐府”几个概念的辨析探讨诗乐二重性中“诗”的强化。
  首先我们来对比这三组词:“乐府”、“系乐府”、“新乐府”,三者中均有乐府,很容易让人产生迷惑,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
  我们先来看“乐府”,乐府起初是作为一种音乐机构出现的,史书对此已有记载。如《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泰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从上面的叙述中可知乐府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乐谱、搜集歌词,特点是讲究宫商律吕即讲求入乐。
  “乐府”发展到后来就成为一种带音乐性诗体的名称,这种诗体就是“乐府诗”。因为乐府这一音乐机构为了配置乐曲经常到民间采集诗歌,或者由文人来制作完成。这些乐府诗主要是用来人乐的,但并不全部入乐。
  “乐府诗”在汉代至魏晋蓬勃发展,无论是民间还是文人都有佳作问世。其后出现了许多仿作。仿作主要有下列几种情形:(一)按照乐府旧曲,重新创作新辞。性质上还是人乐的;(二)由于旧谱的失传,或由于创作者并不熟悉和重视乐曲,只是沿用乐府旧题,模仿乐府的思想和艺术风格来写作,实际上已不入乐;(三)仿效民间乐府诗的基本精神和体制上的某些特点,完全自立新题和新意,当然它不入乐。
  沿用乐府旧题写作乐府诗,始自汉末建安。曹操开风气之先,袭用乐府旧题,模仿两汉乐府民间歌辞的风格来写作乐府体诗。他的诗歌内容较为丰富,风格苍劲悲凉。如反映战乱和民生疾苦的《蒿里行》;反映个人政治抱负的《短歌行》;写景抒情的《观沧海》、《龟虽寿》,但是他的这些作品大部分不入乐。其后用乐府体写诗一直很盛行,到了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高适和张籍等。都有许多乐府名篇。他们基本上走的还是用乐府古题写时事的路子,其精髓是学习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
  “系乐府”之名出自盛、中唐之交的诗人元结,他在《系乐府十二首》的序中说:“天宝中,结将前世尝可称叹者为诗十二篇,引其义以名之,总曰系乐府。”并进一步指出是为了达到“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的目的。他的系乐府创作在诗题的选择上是自立新题,内容上是自写新意。仅从诗题名称上就可见一斑,如系乐府十二首分别为:《思太古》、《陇上叹》、《颂东夷》、《贱士吟》、《欸乃曲》、《贫妇词》《去乡悲》、《寿翁兴》、《农臣怨》、《谢天龟》、《古遗叹》、《下客谣》。
  “新乐府”的称法众口不一,如宋代郭茂倩云:“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日新乐府也。”(《乐府诗集》)即内容题材上继承了古乐府精神,只是在音乐性质上没有入乐。而明代胡震亨曰:“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唐音癸签》)指出新乐府在题材上的突破。这两种都指明了乐府诗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新的因素,故而这种“新乐府”确切地指称应该是“新的乐府”。
  我们在读古代诗歌中所遇到的“新乐府”。实际上是指特定时代的诗作,这就是中唐元稹、白居易等人创作的“新乐府”,它的特点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它既不依照旧谱入乐,也不沿用古题写时事,它之所以也称“乐府”,是因为在创作方法、表现手法上对汉乐府有所继承和模仿。
  无论是“系乐府”还是“新乐府”都是自拟新题,来反映时事,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这种新题乐府在盛唐、中唐大有发展,如杜甫善于用乐府诗体描写时事,所作《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裒江头》等均为即事之作。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人,也都创作了大量的新题乐府诗。他们继承了汉代“乐府诗”的精神,始终走的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道路。在“乐府”、“系乐府”、“新乐府”的发展过程中,诗歌的社会功能得以强化,音乐性能倒是可有可无的了。
  王加鑫,山东临沂卫生学校教师;李连霞,四川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