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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15

  和罗曼奇克通了电话后,我怎么也睡不着。黑夜在慢慢地过去,早晨4点左右起风了,屋外的树枝不断抽打着窗玻璃。

  休特去了哪儿?没有了安娜的牵制,休特成了一只没有束缚的木舟。这对他自己和对被他怀疑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危险。

  我5点半起床,穿好牛仔裤和毛线衣,再次向电话走去。我的外甥米克回话了,声音沙哑,迷迷糊糊。“请醒一醒,”我说,“我有事要告诉你。”

  “……莎,你知道现在是几点吗?”

  “你应该习惯一下,小伙子。对一个私人侦探来说,这是常有的事。”

  不满的咕哝声。

  “米克!”

  “说吧,我听着呢。刚才我在找笔和纸。”

  没有毅力成不了大器。我把休特失踪的情况大致讲了一下。“我要你到布特雷格湾去一趟,证实一下罗曼奇克所说的一切。尽量多问几个当地的老百姓,把详细情况记录下来,一完成马上就给我这儿挂电话。”

  “莎,我该怎样去那儿呢?我没有车子,这边的时间是凌晨3点,把雷吵醒她会发火的。”

  “雷的车大破,用我的。停在奥克兰机场停车场。备用钥匙挂在冰箱的挂钩上。”

  “我看到了。”现在,听上去米克活跃起来了,甚至有些激动。“莎,关于锡德·布莱辛,全国人事档案中心没有传来消息。”

  “他们是政府机构。能在一星期内得到消息我们就很幸运了。”

  直到重新躺在床上,我才意识到,凌晨3点钟到奥克兰机场去,他一定会有许多困难。

  9点过一点醒来时,我嘴里说着什么胡话。我疲惫地洗了个冷水淋浴,穿好衣服,闻到楼下的咖啡香味,便来到厨房。珍妮已告诉过我,让我随便吃;我拿着杯咖啡来到后院,发现她在那儿耙拢树叶。

  “昨晚进进出出打电话,希望没有打扰你。”我说。

  “我一点都不知道,总是睡得很死。”她把耙靠在一棵榆树上,然后用手背擦着额头。“今天早上你打算去哪儿?”

  “去看一位叫赫布·佩斯的人,你认识他吗?”

  “只是见过,很可怜的。他以前在钢铁厂是个大人物,可是一夜之间成了一个小人物。现在,他每天泡在州立酒店和麦克格莱恩侬酒店,虚度光阴,直到老死。”说到这儿,她把身子靠在耙上。“这并不是说我喜欢启斯东公司。那钢铁厂吃掉了好几代人,毁掉了许多生命。”

  “怎么会呢?”

  “许多公司式城镇就有这种情况。就拿我前夫阿尔来说吧,还在中学时,他就想成为一名工程师,也有这方面的天赋。可阿尔的父亲是个钢铁工人。在这儿,钢铁工人的儿子必须随他们的父母一起在钢铁厂工作。阿尔要上大学,老师们说他不聪明。有一段时间,他只好白天到加利福尼亚去上课,晚上在启斯东上夜班,很辛苦,最后他不得不放弃了。后来,他绝望了。”

  “阿尔出什么事了?”

  “钢铁厂关门后,他说这是他重新学习的最后机会。有一天,他离家出走了。”她说得很坦然,可样子很痛苦。“我一直在想,不管他到哪儿,他也许会实现他的雄心壮志的。”

  “你应该继续这样想下去。”也许,这话对她是一种安慰。在旧金山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上,我看到过无数个阿尔:睡在长凳上,蜷缩在门道里,在临时收容所门前排着长长的队。

  她朝南看着钢铁厂的大烟囱。“这镇上普通老百姓只是那烟囱的燃料。我们的生命不值一吨煤炭,更不值一吨矿石。”

  离开珍妮客栈,我往山下走去。一路上,两边的房于越来越矮小,越来越破旧。有些已无人居住。

  赫布·佩斯住在一间朝着铁路路基的破旧小屋子里,我按响了门铃,可无人来开门。我决定到大街上去找。佩斯是州立酒店和麦克格莱恩侬酒店的常客,也许,他今天一清早就去那儿喝酒了。

  麦克格莱恩侬酒店要到11点才开张,而相隔两个街坊的州立酒店生意正做得热火朝天。里面有几位顾客正在吃着东西。我问账台边一位老妇人,佩斯早上是否来过。她朝门口努努嘴:“刚刚离开。”

  “有什么特征?”

  “灰色。灰色的头发,灰色的脸,灰色的外套。帆布包里有五分之一加仑的凯斯勒酒,不到晚上就会被他喝光的。”

  我匆匆出了店门,只见一位身穿灰色外套、围着格子呢围巾的男人正拐向一条通往山下的小路。我追上去,喊着他的名字。

  佩斯没有听见我的喊声。我又喊了一遍,他回过头来,样子很生气。我让他等等,他停住了,一只手撑在电线杆上。他显得很瘦弱,头发凌乱,胡子拉碴,双眼红红的,眼神呆板。

  我报了自己的名字,说我正在写一本挽救启斯东公司危局的书。佩斯撒着嘴巴。没等他开口,我又说:“我已了解到,包括你在内的许多人受到了T.J.戈登的不公正对待。我要了解这方面的事。我们可以谈谈吗?”

  他耸耸肩,继续朝山下走。我跟了上去。

  走过半个街区,佩斯说:“你说‘不公正’是远远不够的。”他的声音嘶哑,好像患了重感冒,又咳嗽起来。

  我说:“你不要紧吧?”

  佩斯忍住咳嗽。“我看上去没事吗,小姐?这个镇看上去没事吗?”他做着夸大的手势,蹒跚地往前走着。

  他喝过酒了,我想,而且不止一瓶。“不,”我回答说,“这个镇的情形很糟。”

  “怎么会的呢?都是因为T.J.戈登和他那帮刽子手。几十年前,启斯东公司就成了这儿老百姓的衣食父母。莫诺拉是他们的家,一个很好的家。启斯东满足了他们的一切需求。可是戈登来了,毁掉了我们的工厂。结果,他使每一位工人都变成了孤儿。现在,他们不能养活自己。所以你说‘情形很糟’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没有先跟珍妮谈过,我也许会把佩斯的话当作是他对手下工人的怜悯。可是,我现在认识到,那只是启斯东管理人员家长式统治的傲慢。

  “那你呢,佩斯先生?”我问道,“你觉得你也成了孤儿了吗?”

  他停住脚步,把身子挺得更直,趾高气扬地对我说:“不,小姐,我并不这样认为。事实上,我感到自己似乎已被杀死了。41年来,启斯东公司就是我的生命。他们杀死了这个钢铁厂,我也就失去了灵魂。”

  “可作为总经理,你也应该让戈登加入董事会,助他一臂之力。”

  佩斯咄咄逼人的目光变得暗淡了,他又开始往前走去;过了一会儿,他说:“我被董事会不公正地否决了。我努力告诉他们,公司的情形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以前,我们也曾安然度过了衰落时期。可他们不愿听。”

  我想起了休特说的他刚到这儿时看到的情景。还有,作家阿莫斯·里特的看法也是对的:佩斯至今还是执迷不悟,看不到公司被自己搞成什么样子。

  我问:“劳资关系怎么样,佩斯先生。我知道,埃德·博丁被捕前,工会一直在讨论罢工。”

  “博丁是个专业煽动分子,从来没有老老实实地工作过。”

  “他还是个贩毒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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