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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休伊特向前弯下腰,双膝顶住下巴。“没有。”他说,他的声音被床单捂住了。

  “告诉我你知道的情况。”

  “福尔摩斯先生,对不起,我真的宁愿不讲。那和我自己的意外事故不可能有任何联系。”休伊特瞥了我一眼。温和地问:“可能吗?”

  “谁说得上来呢,”我回答,“你最好把我的朋友看作一位你不必讳疾忌医,可以向他吐露一切潜在病情的医学专家。”

  我们的委托人掠掠他的已经乱蓬蓬的头发。“你想知道什么呢?”

  福尔摩斯把椅子移近床边。“告诉我有关她失踪的情况。开始讲确切的日期。”

  “那是一八七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二。我们知道她离开我们邻居的家,普里姆罗斯群山——那些日子达德利家住在那儿——就动身回家了。达德利太太病了,我母亲去探望他。我母亲是那种最善良最慷慨的人。可是她根本没回家。当她迟迟未归,而且没有派人送信儿回来时,内德和我就骑马出去找她。我们发现她的大车在离这儿只有一英里多地的大路上翻了。没有我母亲的踪迹,她的车夫人事不省地倒在车边,那一夜没有恢复知觉就死了。”

  “车翻时他受伤死掉了吗?有人寻找过另外的暴力迹象吗?”

  “我想倘若有任何迹象,法辛盖大夫就会告诉我们。我想除了他从大车上给甩出去时受的伤,没有别的暴力迹象。”

  “他超速赶车了吗?”

  “别人怎么知道呢?”安德鲁·休伊特问。

  “可以根据马蹄印判断。这事警察当局调查过吗?”

  “我们的地方检查官调查过,大车残骸附近有半瓶酒,因此那是柯林斯喝过酒的明证。”

  “令我惊奇的是,你父亲竟然雇用了一个嗜酒贪杯的人。”

  “我母亲同情柯林斯和他的家庭,她认为给了他那种扎实的工作,就会给予他信心,使他成为比较好的人。他似乎略有改进,但是仍然总是带着酒瓶——他说是为了保暖。”

  福尔摩斯接受了这种解释。“你认为你母亲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她不幸遇到了某个异乡人拦路抢劫,杀死了她。柯林斯醉得糊里糊涂、要么就是胆怯得不敢救她,于是他把车赶走,也许是想找帮手。”

  “从那一夜以后就没有人接到过你母亲的信儿吗?”休伊特摇摇头,于是福尔摩斯继续询问这个问题,“你母亲有什么仇人吗?”

  “天啊,没有。西部地区没有一个人会希望她受到伤害。那就是我为什么坚决认为一定是一个异乡人的原因。”

  “你父母的婚姻幸福吗?”我期望从我们的委托人口中得到愤慨的回答,但他的反应是受了伤害的样子,而不是愤怒人的情绪。“你为什么要问我这样一个问题,福尔摩斯先生?我父亲并未害死我母亲。你甚至没有和我父亲会过面。你了解他给柯林斯的孤儿寡妇提供了生活费吗?我认为在那种情况下,那是基督徒之间兄弟之爱相当惊人的善举。他的整个性格围绕着他的军人行为高尚的准则旋转:这样一个人是不会杀死他的终身伴侣的。”休伊特犹犹豫豫地挺起肩膀,继续说下去,“我父母非常相亲相爱,但是他们在一起并不幸福,如果你能了解可能存在的那种状态。”我被这番陈述搞得很迷惑,但是福尔摩斯鼓励地点点头,似乎改变了话题,“梅尔罗斯小姐说你父亲相信你母亲没有死,只是私奔了。”

  “就是他发现的那张该死的字条。如果你问我的话,那是一篇无聊的话。”休伊特声明。

  福尔摩斯询问地挑起眉毛。

  休伊特继续说下去,“我母亲失踪那天我父亲发现了写给她的一张字条,好像是相约那天夜晚在芬尼伯顿地方的红狮小酒馆会面。不过事实证明它是骗人的,因为我父亲去了小酒馆,一直等到大大超过了约定会面的时间,我母亲和别的人都没有出现。”

  我觉得应该使这事故更清楚地显示出来,于是就为什么竟然会有人送来字条这个问题询问他的看法,但是,除了说是一个未知的人试图败坏他母亲的名誉,他没有任何别的看法。福尔摩斯抓住话茬,“为什么有人会那么干?你说她没有仇人。”休伊特显然以前没有做过这种联系,他慢吞吞地说:“那么是我父亲的仇人们。不过我确信我母亲决没有和任何人私奔。她和父亲有分歧,但是她是世界上的天使,她简直不可能违背她结婚时的诺言。她也不可能活着,因为现在还没有以任何方法和我联系。”休伊特双臂交叉,于是福尔摩斯和我都意识到他母亲失踪的问题,无论如何,暂时是结束了。

  歇洛克·福尔摩斯这时开始详细查问安德鲁·休伊特从格林纳迪尔背上摔下来的情景,却没有得到任何新情况。直到他问:“你回忆得起你恢复知觉以后的时刻吗?”“噢,是的。”休伊特说,“我听得见内德和我父亲得声音。他们俯在我身上,多么奇怪呀,”他若有所思,“他们离得那么近,听起来却那么遥远。”

  “他们呼唤了你的名字吗?”福尔摩斯敦促说。

  “是的,他们呼唤了,”休伊特回答,“当然他们会呼唤,不是吗?特别是我摔下去时竟然没法发出声音。等一下!我现在想起来了,父亲说——”说到这儿他突然停住,他的嘴张着要讲话,但是没有说出来,他只喘了一口气,“不,消失了。他们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他最后嘟嘟囔囔地说,“我什么都不记得。”连我都知道他在撒谎,因为由于休伊特突然停止合作,福尔摩斯简直抑制不住他的不耐烦心情。他把手牢牢地放在休伊特的胳膊上,显然尽力在控制着自己,“实际情况,”他用温和的声音说,“整个真相总比一部分好。如果你不是为了自己讲,那么就为了那么情深意切地关心着你的那位小姐讲吧。”

  安德鲁·休伊特脸红了,他扭过睑去,然后很不情愿地回眸凝视着我们。我们看得出他内心在斗争,在权衡轻重,以使尊重他父亲与满足福尔摩斯的要求保持平衡。

  最后他硬挤出来:“那么这就是他说的。父亲不住地说:‘安德鲁,你这个该死的!’我不知道多少次,不过反正好几次。然后我听见内德说:‘爸爸,千万不摇!’然后一切完全茫然了,直到简在那儿,我在大车上了。”

  “你哥哥说的话,”福尔摩斯催促说,“是以你现在加上的强调语气说的吗?例如,似乎你哥哥在叫你父亲不要做什么,而不是安慰他。”

  “是的,”我们的委托人同意说,“那是恳求,是警告。不过,福尔摩斯先生,直到我现在对你讲,我才想起这一切。既然我们雇了侦探们开始控诉天晓得的什么人,可能我脑子里就想起了这样的事情。不过这可能并不意味着什么。我父亲是一个军人,军人是不容许流露感情、表现悲痛或任何与一个男子汉不相称的情感的。对于这样的一个人,‘该死的’一定适用于一切场合。你一定明白我说的话,不是吗,实际上,他可能说了,‘你摔下马吓了我一大跳,真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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