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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只有卢茨基一个人仍保持着原来的情绪。他仍然那样乐观，和别人开玩笑。经常谈起妻子的成就，谈她演唱的美妙歌曲现在已流行，更重要的是妻子要上银幕了。她要在一部短片中扮演一个年轻姑娘，当然是谈情说爱的情节……妻子的成就是惊人的…… 　　过了几天以后，教研室仍旧笼罩着一种压抑的气氛。而这令人窒息的气氛最终也使卢茨基失去了往日的乐天派劲头。他偶尔也开个玩笑，但缺乏任何开心的味道。经常是挖苦和冷涩的讥讽。在检查鲍里涅维奇的尸体时发生的一切，与侦查员关于死因的意见分歧，还有涅斯捷洛夫的痛苦都使他发生了病态反应，侦查员决定收集一切对涅斯捷洛夫有疑点的材料之后，避开了法医的干预。教研室面临的变化使卢茨基不安。他爱戴教授，不愿意看到别人接替他的位置。 　　由于这个和其他原因，解剖室里一片忧郁和沉静。 　　女助教今天迟到了。她是在女化验员那儿耽搁了。女助教对她谈工会的工作。她谈到为俱乐部购买广播器材，为图书馆添置书报和红十字会制作宣传标语的事。女助教几天之内完成了一个月的工作。女化验员可以安心地去疗养了。 　　“在您从疗养院回来之前，”女助教告诉她这些是想让她高兴，“我想办几件事，顺便说一下，这可都算作您的工作量。我想在教研室试试加强自己的社会工作能力。” 　　深受感动的女化验员要她再坐一会儿，喝杯咖啡，但女助教很着急，没有听完化验员说不久前她与工友的谈话，就走了。女化验员则追上她，和她一边走，一边把那次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她。“劳驾，我的朋友，”女助教对卢茨基说道，“请帮我卷卷袖子，我简直象个残废人。” 　　他的目光落在用新沙布缠的左手手指上。 　　“您怎么啦？”他问道，“创破还是被子弹打伤了？” 　　他的话语中带着讥讽。女助教带着责备的眼神看了他一眼，什么话也没说。涅斯捷洛夫机械地回过头盯着女助教。 　　“我说话是不加考虑的……”卢茨基抱歉地说道，“您怎么啦？” 　　“不知道，不明白。”她回答说，“一个星期了，老疼，可能是痹疸。这是咱们解剖医生的灾难，好象故意跟我过不去似的，手套破了。您知道外科什么时候看病？” 　　她解开纱布露出发炎的手掌和脓肿的手指。手掌里面也肿了，一道红线延伸至腕骨。 　　“这是什么？”涅斯捷洛夫在想，“难道左手上没有火药烟灰吗？我们的疑点还有吗？” 　　“帕霍姆，我只好请你来帮忙了，”她说，“请原谅。不得不麻烦您。您看见啦，我的手不能动了。” 　　工友斜眼看了看肿胀的手指头问道： 　　“您这是怎么啦，是不是搽碘酒搽的？那天我就想告诉您，碘酒不能涂得太多，您搽碘酒就足足搽了三分钟。” 　　“他偷看了。”她在想，讥讽地笑了一声。 　　工友拿来解剖手术用具，挽起袖子。看了女助教一眼就开始解剖。女助教站在一头从远处指点着，满意地不时点点头。认不出他是一个工友了。原来他是一位动作灵巧的解剖大夫：动作稳健严谨，面部全神贯注，目光紧张有神。他的一双经验丰富的眼睛能分辨出肺部的各种淤斑；心室里的凝血块；胃里的发炎部位、肠子粘膜萎缩。工友好象一位名副其实的解剖专家从肾脏上面剥下簿膜切开说道：“肾硬变。肝脏是肉豆蔻形状的，阑尾扩大，脾脏有肥大的症兆。 　　“好样的，帕霍姆，”女助教在他耳边说道，“您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解剖专家。您作的病理解剖诊断是可以信任的。” 　　这一赞扬使面临进一步考验的工友受到鼓舞。女助教听女化验员说过工友的医学知识，但没有去注意。现在，她暗下决心要使工友不要在教研室制造混乱。 　　“我常想，”女助教的声音吸引了大家，“我们对我们身边的助手——一些技术辅助人员应当表示感谢。对他们劳动的待遇是不公平的。已故巴甫洛夫经常把被学生疏忽的工友树为榜样。在病理解剖室，帕霍姆的同行伊万·格连鲍维奇·特洛费莫夫辛勤工作多年。不少著名学者都听取过他的意见和经过他的指点。他们都能讲出这位工友精湛的医术。大家授予他一个特殊的称号——‘科学师傅’。我提议，”这时，她稍稍停了一下，“在帕霍姆六十寿辰时，就是今年六月，我们也把这个光荣的称号授予他。” 　　“只授予他一个称号还不够，”卢茨基指出，“还应当授予他第二个……帕霍姆不仅是一位技艺高超的解剖专家，还是一位杰出的侦查员，比如说，他认为鲍里洛维奇不是自杀，而是他杀。” 　　涅斯捷洛夫由于震惊，手中的解剖刀“当啷”一声掉到地板上。工友生气地看了卢茨基一眼，无声地耸耸肩膀。助教的脸刷地白了，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慌，她凑到工友前，装出莫明其妙的神情问道： 　　“他是被人杀害的？为什么您没有告诉我？”工友手中忙着，没有马上回答。 　　“没有，不管怎么说，不是右手开的枪，而是左手。” 　　女助教及时控制自己，装出没有听懂工友的话，说道：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是谁杀害他的？这可并不属于您拿手的病理解剖诊断的范畴，”她冷笑一声说道，“但我还是应当感谢您。” 　　沉默了好半天。工友使劲摆弄起解剖刀。看来他不想谈下去。卢茨基心中想到，这后面肯定隐藏着只有他一个人不清楚的严重的东西。他问道： 　　“你们怎么不说啦？你们是不是知道什么，而在戏弄我们呢？” 　　老人仍然避开女助教的目光，手不离开刀，肯定地说道： 　　“是自己人杀死他的。凶手是在拥抱他，或是假装凑近他的耳朵想说什么悄悄话时开枪的。他自己是无法开枪的。” 　　女助教指出工友下刀不准确的地方，对他讲解该怎样用刀，接着对工友的话评论道： 　　“这种判断令人好奇，是不是，卢茨基？您不是坚持是自杀的吗？等一等，帕霍姆，”她又让工友停下来，仔细查看切开的组织，“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东西，希望您注意。对不起，卢茨基，请讲，我听您说。” 　　“我改变了看法，季娜伊达，”他轻松而简单地答道，“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自杀有很多矛盾。” 　　“完全可能。”她同意道，“但从您的鉴定书中看不出这一点，我坦率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别不高兴，您的法医鉴定书写得很不好。您忘了教授教我们的规则：‘罪犯的手是他自己最凶恶的敌人，手是会留下痕迹的！’指纹术是应当尊重的，这一科学比欧洲最古老的大学还要早五百年。您没有注意尸体的指纹，这是很重要而且也是必要的。您会说这是侦查员的责任。但您知道侦查员经验不足，您是应当帮助他的。您的结论他不满意，所以侦查员只好走自己的路，您要知道，对这些疏忽司法机关会追究责任的……” 　　卢茨基应当知道，他签署的法医鉴定是相当危险的。为了一个对谁都没有好处的虚幻的推测而牺牲自己的幸福未必是明智的。 　　解剖即将结束。女助教再一次称赞工友努力工作，马上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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