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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布吕克尔觉得事情不妙。史雷恩路尽是人，汽车堵塞了，他只能徒步走去。他碰到其他报纸的一些同事，有新闻摄影师、有手里拿着录音机的人，大多数人围在房子四周，进进出出如穿梭一般，就像这不是住家，而是饭馆。门敞开着，布吕克尔走进客厅，有两个摄影师用镁光灯把房间照得雪亮，不停地拍着照。歌得斯密德夫妇窘迫地坐在沙发上，满脸通红，人家让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头向这儿摆，向那儿摆，手里拿着蕾娜特的一张大照片。当他们认出布吕克尔时，便向他投来求助的目光。布吕克尔忙向他们走去。 　　“这场面你们觉得舒服吗？” 　　“不。”歌得斯密德先生说，“可是这也许会有帮助呢！” 　　“只会帮助那些想借此发财的家伙。” 　　“那我怎么办？” 　　“把他们撵出去。” 　　“我哪能这么做？他们都那么友好。” 　　“您就说你们受不了了，累了。” 　　“您帮我们说吧。”歌得斯密德太太说着站了起来。她把蕾娜特的照片放在桌子上，走进了厨房。摄影师们叫她回来，房间里越来越闹腾。布吕克尔把叫嚷者们推出门去。他的同事们冲着他说了些不好听的话，说他妒忌别人抢走饭碗。他不屑与之争辩，只是警告他们别破坏公民家庭的安宁。 　　房子里终于安静下来了。外面街上还有一些摄影师在等待。布吕克尔不去管他们。 　　“没有想到我的文章会给你们家引来风波。我不是故意的，请你们原谅。” 　　“您还要写什么吗？”歌得斯密德先生问。 　　“不。我是说，暂时不写了。我打算坐飞机去苏格兰，”布吕克尔说，“您把你们女儿的一切事都讲给我听。把关于她的数字和日期都告诉我。我必须对她知道得像您一样多，歌得斯密德先生。我将自荐是她的亲戚，我想去了解一下，人们为找到她在干些什么。” 　　“您要帮我们去找蕾娜特？” 　　布吕克尔没有回答。他该怎么解释他的打算呢？他当然愿意为寻找这位姑娘出力。但是歌得斯密德先生过高地估计了他。他既未受过刑事破案的训练，又不是一个敢于深入虎穴与一伙匪徒周旋的孤胆英雄。 　　歌得斯密德先生错误地理解了布吕克尔的沉默。他以为这是谦虚。 　　“你听见吗，妈妈，布吕克尔先生将飞往苏格兰。”他朝厨房里喊，“他要去帮我们找蕾娜特。” 　　布吕克尔没有予以否定。他没有理由使这两位老人失望，再说他也无法解释他到底有什么打算，其实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他留了很长时间，听两位做父母的叙述姑娘的生活经历。他心中渐渐产生一种亲切感，感到蕾娜特就像他一位住在国外的妹妹。将近黄昏时分，他才离开了史雷恩路这幢房子，带着一些照片、字迹、一盘录音带和一些个人用品。他将汽车开入车库，步行回家去。在一个书报亭他买了各种各样的晚报，那上面都登着歌得斯密德一家的照片，并配有感人的评论文章。它们都避开问题的实质不谈。这本是意料之中的。用的主要词汇无非是震动、悲痛、难受、同情之类；蕾娜特最近的成绩单，一张她在参加去年学生游泳比赛时拍的穿游泳衣的照片，还有从她最后一篇作文中抽出来的关于博爱义务的句子，这一切都被用来唤醒人们对她的同情。 　　布吕克尔收拾行装时算得很仔细，因为他只打算带一个旅行背包。他打了个电话订好一张前往爱丁堡的机票，把辞职书扔进邮筒，然后回家躺到床上。直到睡着前他还在想这个问题：到达爱丁堡后应该先做什么事。他睡得很香。还做了个梦，梦见一个狭窄的由白色和蓝色构成基本色调的房间着了火，他用一个花瓶浇水灭火。醒来后。他煮了很浓的咖啡，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收音机里说找到了一点有关蕾娜特的线索，还说这条线索似乎引向爱丁堡更北面的某处。此外，警察在一辆被窃的汽车中找到了姑娘的护照和大衣，但是一切都还捉摸不定，有待核实。播音员说：《商报》的一篇文章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围绕着蕾娜特·歌得斯密德的狂热浪潮，政府向人民保证，一定为找寻蕾娜特竭尽全力。 　　关掉收音机，布吕克尔离开了住宅。他坐上一辆出租汽车向机场驰去。他不再买报纸。那些围绕着人道的叫喊声、喧嚣声已经叫他烦透了，人人声称要保卫它，可是一旦不好办或者要花钱，谁也不会去采取任何行动。 　　麦克波逊是单独去的维克。曼松接到通知，匹埃尔先生将在几小时内到达爱丁堡。他，曼松得去迎接这位法国同事，并开始与他合作。 　　曼松一肚子火。他诅咒自己太多嘴，向丹尼斯男爵暗示有一条线索从爱丁堡延伸出去。现在可好，丹尼斯男爵提醒他不得改口。他决定以某种方法使法国同事把他的估计始终当成具体的线索，直到他真的找到某个突破口。 　　匹埃尔乘坐上午的班机到达。他在警察局交验了介绍信，听曼松作了第一次情况介绍。曼松用的完全是公事公办的口气，毫无热情。匹埃尔马上感觉到，他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而巳爱丁堡这边对罗莲·德·弗雷斯卡的下落知道的远不像预想的那么多。匹埃尔对长篇大论没有兴趣，他只想仔细听取曼松称为与罗莲有关的线索，并缜密地加以推敲。但到此为止，实际上，只有引向蕾娜特的迹象，就连这也只是一种假设。 　　“我带来了罗莲小姐最近的一些照片。”匹埃尔说着把照片像扑克牌一样摊在桌子上。 　　“有意思。”曼松嘟囔着用眼睛扫了一下。 　　他愣住了。他抽出三张照片，仔细地观察了一番。一张是罗莲在伦敦那个常是群众集会的特拉法加广场上，另一张是罗莲同一群长发男青年在伦敦的戏剧和娱乐中心——匹卡笛利广场上，第三张照的是牛津的一座架在塞姆斯河支流上的木桥，背景是马格达兰学院的塔尖，罗莲身边靠着一个年轻人，他侧面对着照相机。 　　“这些照片是什么时候的？”曼松问。 　　“几星期前照的。”匹埃尔回答。 　　“您是否知道这些男人是谁，还有桥上的这位？” 　　“不知道，也许是罗莲的同学。她在牛津读过几年书。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上这儿来。”匹埃尔说。 　　“我想把照片拿去放大，当然要先征得您的同意，把它们寄给我们在牛津的人。或许我们能得知这些男人是谁。” 　　“会有用吗？” 　　“一切都会有用。”曼松没好气地回答。 　　“如果有了具体线索，最好不要纠缠细节。您说呢？”匹埃尔友好地说。 　　曼松看了看其他照片，这些都是在法国拍的，引不起他的兴趣； 　　“也许这些男人中有一个是我们破案的关键。”他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我们别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我们错过了什么机会。” 　　“非常正确。”匹埃尔情绪很高，“我们吃饭去，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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