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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约翰耸了耸肩。

  “时过境迁,总会有办法的。”

  “好吧,你们给我弄本新护照。不过下一次行动时你们重新找个飞行员吧。”山笛激动地说。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给你弄一本爱尔兰的飞行执照。”贝特西试着安慰他。

  “我要是能知道他们为什么偏偏冲着我来就好了!”山笛用双手捂住脸,“我们的链条上一定少了什么环节。从爱丁堡每天有20到30架私人飞机起飞。这还不算教练机呢。”

  约翰和贝特西默然对视半晌,然后站起来,向地下室走去。

  “很简单,”克里斯朵夫说,“从伦敦来的班机的到达时间,估计从大机场到体育机场的运行时间,谁从这里起飞了,谁没有到达目的地,谁在三天后才回来,只要查一下,不就行了吗?”

  “你可真是聪明过人!”山笛嚷道,“你为什么早不说呢?你最好说说现在我们该怎么脱身!”

  “怎么脱身?”克里斯朵夫回答,“我们根本就不想脱身。你以为当初弄到这门工作就是为了享受空中的乐趣吗?现在别为了改一下姓名就吓出一裤子屎。你难道没有表示过,一旦警察发起进攻,就向他们开枪射击吗?在这之前你就没有考虑过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结局?你和我们大家一样都同意这一切,为了事业。你愿以恐怖斗恐怖,给这个该死的社会制造害怕和恐惧,吓得那些家伙耳目失聪,……现在你因为他们知道了你的名字就受不了了吗?”

  “得了得了!演说家。”山笛说,“我并不害怕,我只是对计划中的漏洞非常气愤,尤其是对没有必要的漏洞。是这个问题使我不安。喂,你想想看,我们究意留下了哪些漏洞?”

  “也许没有了,也许还有若干。但是我们可以设想,警察也会犯错误的。”

  “但愿他们犯的是对我们有利而不是有害的错误。像认为我们绑架了两个姑娘的看法就太过份了。”山笛说。

  “你说什么?”贝特西吃了一惊,“这是谁说的?”

  “据说他们追查我,是因为我拐了两个姑娘。这是爱丁堡我的教练说的。”

  地下室传来音乐,一首布鲁士乐曲。约翰跟着曲子吹口哨。他们听见一阵随着乐曲唱起来的沙哑的歌声。克里斯朵夫喊道:“节约电池,先生!”

  音乐中断了,贝特西站起来,走到楼梯边。

  “你听见吗?”她朝着下面叫,“他们在找两个姑娘!”

  约翰说了些只有贝特西听得懂的话。她点点头,回到椅子那儿。克里斯朵夫变得不安起来。他从山笛和贝特西身旁绕过,回到他的茶杯前。喝了一口茶后,他又专心致志地绕着坐在那里的人们转起圈来。

  “你看,”贝特西竭力故作平静,“他们这就开始弄错了。”

  “但愿不是最后一次弄错。”山笛说。

  “是两个法国姑娘吗?”克里斯朵夫突然发问。

  “这我不知道,”山笛答道,“没说是什么国籍。”

  克里斯朵夫走到楼梯边。

  “喂!下面的!你在新闻广播里听到说绑架两个姑娘的事吗?”

  “别开这种玩笑了,”贝特西失去了自制力,“我们还得考虑许多事情,哪有时间去关心另外一个?”

  “你也紧张了?”克里斯朵夫朝贝特西转过身去,“这就是你们让把钱送到这里来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想法引起的。要不然我们现在就能离开这里,在马林角静候佳音,然后从那里把那姑娘打发回去,向全世界发出谢谢的无线电呼叫。”

  “他说的有道理,”平时从不参加讨论问题的马科斯发话了,“他说得有道理。但是我们现在只能把我们自己煮的汤喝完,没有别的办法。”

  “那么你们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要求派人去直升飞机那里站岗了吗?”山笛问。

  “不明白。”克里斯朵夫固执地说,“没有人能通过这片沼泽找到我们这儿来的。”

  “可是如果有人在我们附近从直升飞机上下来呢?”山笛提出他的猜测。

  “那么我们就让罗莲和克里斯出现在他们面前。当然不是表示他愿驮着她穿过沼泽,而是让那些人明白,他们再走近一步,克里斯就会对这姑娘下手……克里斯,你有武器吗?”贝特西用嘲讽的语调问。

  克里斯朵夫点点头。

  “而其他一切细节我们已经研究过。”贝特西最后说。

  “我建议把漆和喷枪现在就拿到棚子里去。”山笛说,“谁知道到时候我们会不会有充裕的时间。每一秒钟都不可浪费。”

  山笛不等别人回答便走入了地下室。克里斯朵夫和马科斯跟上了他。约翰正在扭动收音机旋钮,当他看到大家干起来后,忙摘下耳机放在一边,跟他们一起干起来。他们一块儿把油漆桶和必要的工具搬到了棚子里。

  山笛几乎不到房子这边来了,他待在他的斯高特那儿。由于没人表示愿在直升飞机那里放哨,他就一个人干。

  其他人都坐在客厅里等待着。听录音,等待;吃饭,等待;阅读旧杂志,等待。贝特西不时去看望俘虏,给她带去吃的和可阅读的;有时代约翰听一会儿广播。其他人则呆呆地凝视前方,焦灼地等待着。他们数着时间,既不打扑克也不喝酒;他们在客厅里踱步,不开玩笑,或看着墙,或看着表;偶尔也吃点东西,听听录在磁带上的新闻。

  遇到山笛过来拿点三明治去吃,空气似乎才活跃了一些,给人一些新鲜感,让人看到一张未曾连续盯了几小时的脸庞。

  他们都不说话,倾听着某种动静,倾听着危险的脚步声;似乎危险在逼近,每个小时都更靠拢一些,既没有躲闪的可能,也没有逃遁的企图。是他们向世界提出了挑战,是他们决定采取行动帮助挨饿的人,帮助受奴役的人的,他们这么做当然违犯法律,但却是为了正义……他们默默无言地坐着,等待着。他们听得见自己内心发出的声音,不是怕死,而是怕死亡的过程,怕受伤时的痛苦,怕直升飞机的坠落,怕告别人间前的瞬间。

  他们等待着,等待他们的信到达法国,等待人们的反应,等待与警方的无线电通话,等待以他们的俘虏交换赎金的时刻。他们指定了日期和时间。他们准备着,等待着。

  曼松在维克见到的是束手无策的麦克波逊。曼松向他介绍了匹埃尔后,便一起去辛克莱饭店登记住宿,然后驱车前往机场,在指挥塔台里对这里的机场负责人开始了讯问。

  “请问您的名字。”

  “大卫·胡斯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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