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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发现绑架是在什么时候？谁发现的？”我问。 　　“黛安娜·莫宁在7点23分离开住房。她发现了那辆车，于是打电话给我们。” 　　“为什么不给警察打电话呢？” 　　“我们和客户定的协议是：不论发生什么意外，首先通知我们。如果我们认为对客户有利，我们会通知当局的。” 　　“那你认为向警方报告对莫宁是否有利呢？” 　　“不，一开始我们推测，莫宁的失踪可能是他自我策划的，因为事发当天和随后的两天，都没人出来勒索赎金。不过，从第一天起，我们也假设了这是一起地地道道的绑架，因为保护动物权益的极端组织曾经威胁过实验室和莫宁夫妇。” 　　“为什么呢？” 　　“因为生产这种新药品——安特福隆一号，需要从海豚软骨中提取一种物质。一个名为陆海卫士的组织制造过几次炸弹恐吓，莫宁夫妇以及其他主要雇员也都收到过死亡威胁的信件和电话。” 　　“都来自这同一组织？” 　　“这不清楚。但这些恐吓可能是绑架的前兆。” 　　“我猜想，你是从环境保护主义的角度出发介绍海诺进公司的。” 　　“不，这太有讽刺意味了。绑架案发生的几周前，我和他联系商谈加入我们公司的事，我们需要有他那种才能的人。他和我定了星期三在拉霍亚见面。但就在那时，莫宁绑架案发生了，我赶来旧金山。我请海诺参与这案子，是为了在需要的时候，他能帮助我们对付那些极端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同时，我也想让他再尝尝‘老动作’的滋味，趁机说月B他来我们这儿入伙。” 　　我真想问问这所谓的“老动作”。伦肖是在哪儿结识海诺的？他们曾经一起参与过什么事情？为什么伦肖要海诺加入RKI？但我决不能问这些事，否则我刚才声称对海诺了如指掌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说下去，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我又问道。 　　“我们一直等到6月4日，绑架者终于来和我们联系了，但还无法获知他们是陆海卫士还是其他极端组织。听电话里那个女人讲话的口音，海诺认为她是个墨西哥人。他们要200万美元，必须是不做记号的小面额现钞。你知道那笔钱有多重？” 　　“可以想象。” 　　“差不多有290磅，可以塞满几只大箱子。我们试图说服他们接受电汇转账到瑞士或巴哈马银行的账户，但他们知道各国政府和外国银行正在联手抵制讹诈勒索。他们一定要现金，又极度紧张。我们让他们送来了证明受害人还活着的证据。”又是一张幻灯片：蒂莫西·莫宁正拿着一份6月4日的《纽约时报》。 　　伦肖往下说：“最后，丹·凯塞尔，我的合伙人想出一个主意，由菲尼克斯在这儿的银行账户开出一张不可撤销的国际信用证书，抬头开上他们指定的任何一家国外公司，他们答应了。很显然，他们在墨西哥城的考勒雷斯国际公司有可信赖的人。” 　　“你把他们查出来了？” 　　“不错。规模相当大的一家企业，生产绢花一类东西。老板是墨西哥一个巨富家族的成员——伊曼纽尔·方特斯，他也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为多种项目捐过款，特别愿意为一些保护海洋哺乳动物项目解囊相助。” 　　“海豚，真有意思。” 　　“更有意思的是方特斯的兄弟吉尔伯特，他拥有一支总部设在墨西哥恩赛纳达小城的庞大的金枪鱼捕捞船队，这同伊曼纽尔·方特斯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驰，因此兄弟之间恶感相向、仇怨以对。” 　　“仇视到足以使伊曼纽尔成为一个极端主义者？” 　　“我们已经从多种角度考虑了这个问题。” 　　“那么，你们有没有试图和墨西哥当局联系，对他施加压力，查出他是否和什么极端组织有牵连？” 　　伦肖看着我，仿佛觉得我失去了理智。“我们是不报告官方的，只是对这事作些安排，目标是保证受害者活着回来。然后如果我们没抓到他们的话，就让当局去追捕绑架者。”他无情地笑了，“海诺被安排去办理交接；我们希望他能够认出什么人来。他们玩弄惯常的伎俩：先去这个电话亭打电话，再到另一个地方去等电话，最后讲定了地点，就是圣贝尼托县内的那个岔道。” 　　“那儿发生的事，你知道吗？” 　　“我知道。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海诺不对劲。据他说，当他到达时，岔道上还有一辆车，那个开车人张皇失措，迫使他不得已撞上一片巨砾，而那开车人却扬长而去。以后海诺干等着，却没有别的人再出现。” 　　“但是，你对此不相信。” 　　“当时我是相信的，然而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感觉到这事有些反常。绑架者不久又和我们联系，他们要把接头地点向南移，叫海诺到圣迭戈西克尔饭店住下，他们在星期天给他打电话。这使我们真的担心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表明他们有可能已携带莫宁进入了墨西哥。假如他们把那份信用证书拿到手而又背信弃义地不放日莫宁，那么我们就无法通过武力去重新解救莫宁。在不少国家，我们既可和那儿的当局合作，也可在他们周围动手。但在墨西哥不行。去年美国联邦政府最高法院做出裁定，允许从别国的管辖范围内强行抓捕罪犯，归案受审。在那之后，墨西哥完全退出合作。局势对我们来说，实在太危险。我们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去行动。公司的方针要求我们不涉足边境以南。” 　　“我知道了，所以海诺在那天晚上飞往圣迭戈？” 　　“嗯。我们的一个侦探让他在旧金山的奥克兰下车，并替他还了租借的车子。” 　　“他随身带着信用证书吗？” 　　“他妈的，他恰恰带着！” 　　“他和你们在拉霍亚的人联络了吗？” 　　“没有，万一绑架者在监视他，那太危险。我们知道他进了一家叫巴里凯的汽车旅馆。星期天，他由我在洛马岬角的一个女朋友送出一个口信，说接头时间定在晚上11点，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最后消息。此后，海诺带着那份200万美元的信用证书，离开汽车旅馆，消失得无影无踪，连他在圣迭戈租的车子都不知去向。” 　　忧虑和不安顿时袭来。为了掩饰，我接着问道：“那么，信用证书被兑现过吗？” 　　“没有，我们随时监控着菲尼克斯的银行账户。” 　　“还有，海诺在他接头之前就被人下手遭了暗算，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有这可能，但不大像这回事。海诺很会保护自己。我怀疑他和那伙绑架者做了笔交易，或者从一开始他就和那些人串通一气。” 　　“你是说从你接纳他参与这起案子之前起就有问题了？他怎么会了解到菲尼克斯是你们的客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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