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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这么多神探皆拥有如此清晰的公约数时，我们几乎可以大胆断言，这一定相当程度反映了写作者的某种真相。

　　了解推理历史的人都不难察觉，早期推理作家有相当浓厚的“业余”气息，他们也和笔下侦探一样，往往在推理作家这个身分而外，还拥有个更重要（或正确的说，他们自认为更重要）的身分和技艺。这从开山祖师的爱伦坡就如此，老实说，他那六部推理小说之所成为历史的里程碑之作非始料所及，当时，这只是他一生多样且多产的众多作品的一环而已;又比方说，我个人相当偏爱、写《时间的女儿》的英籍作家约瑟芬·铁伊也是如此，她一生更认真从事的是她的历史研究工作，造化弄人让她留名青史的八部推理小说，不过是她生命中某个较持之以恒的嗜好罢了。

　　这种业余特质，尤其在这些推理作家写第一部作品时最见端倪：早期推理小说史上，我们几乎找不到哪个作家是怀抱着“誓为伟大推理作家”的坚定大志和热情加入的，反而多是一时兴起，伴随着一种“写这种小说何难之有，我也会”的不服气心理，其意接近设计出某个难解的字谜难倒别人好显示自己的聪明罢了。

　　总而言之，推理作家，对他们而言，比较像一种“身分”而非职业，这构成了早期古典推理小说的某种图像：一群原就聪明骄傲的人行有余力所开的玩笑和偷偷摸摸的嗜好，正因为只是玩笑和嗜好，遂令这一支小说打一开始就烙上更骄傲的印记。

　　两倍的十诫

　　为什么这种业余气息可让作品更骄傲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本来没打算以此维生，所以不必太迁就那些才智愚庸不等的看书之人，只需遵奉写作者本人内心的理性召唤，把小说弄得愈诡谲愈好——这情况，差不多到四〇年代才逆转过来。

　　我们知道，一种以身分而非以职业聚合的小团体，通常很容易发展出某些更严厉的守则和诫律，好清楚区隔开圈内圈外，来维持自身的纯净性——早期的古典推理正是如此，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对界定“推理小说是什么”相当在意，这与其说是学术分类的乐趣，倒不如视为“会员”身分的确认。

　　也因此，这种“推理小说是什么”的界定，通常采取的反倒是否定式的“推理小说不是什么”来进行——这些“非我族类”式的宣告，推理史上俯拾可得，包括诺克司（M·R·Knox）说，推理小说不可有超自然的力量介入，侦探本人不可是凶手，以及破案得依据可证实的推理，不能出于意外等等;或像佛利民（R·A·Freeman）说，幽默以及人物性格和场景的描述均属次要，必要时皆可牺牲，或像榭尔丝（D·C·Sayers）说，爱情在推理小说中不该有份量，尤其是书中侦探更不得涉入情爱。

　　更具体的一次发生在一九二八年，当时英国的推理俱乐部要求它所属会员郑重立誓，书写小说必须严守推准则，不可立基于“天启、女性直觉、巫术、欺诈、巧合和上帝之手”。

　　然而，推理历史上最全面、最完整、最严厉也最光明磊落的诫律，公认还是出自于范达因之手，他题名为“推理小说二十守则”——本来应该只有十九条，但既是奇数且是质数的19，不符合范达因高度均衡对称理性要求，因此硬被他凑成完满的20条，这让人想到克丽丝蒂笔下同样有理性对称癖的大侦探白罗，“我常遗憾的是，鸡蛋为什么不是正方形的。”

　　从这二十条铭之金石的锵锵有力诫律中，我们可清楚看出范达因是多骄傲的一个人。为了维护古典推理的纯粹理性，而且不愿胜之不武、希望和读者进行光明而公正的对决，范达因要求弃绝一切不合理的欺瞒手法，并不惜把文学性的暧昧描述和寻常小说的亘古主题爱情给驱赶出去，此外，一些过度使用、已成公式的旧式诡计也不该再用，如此的“唯理是从”，让人不能不想到为了维护理性的至善，不惜把诗人全逐出理想国的严厉柏拉图;乃至于从西奈山举着石碑下来，命令以色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人的妻子……”的先知摩西——差别只在于范达因的条文数量是摩西的整整两倍，是推理小说“两倍的十诫”。

　　纯净的理性之旅

　　这些诫律，他们有遵行吗？

　　老实讲，就跟当年那群顽冥的以色列人一样，犯规的远多听话的。这其实极正常。对创作活动有一点起码理解的人都晓得，创作通常“先于”分类和规则，反之不亦然，因此，所有的诫律，分类规则和秩序，只是某种“理想”状态，方便于我们理解、记忆、沟通而已，就像名推理史家朱利安·西蒙斯说的，几乎所有的推理小说都是“混血”（Hybrid），所以说，我们仍一再从号称古典推理小说中读到爱情、读到细琐的描述，以及读到一些更不该读到的——巧合、意外和种种欺瞒读者的不太光明手法。

　　这其实也正是范达因另一样最特别的地方：除了一碰到美术的老本行仍会忍不住滔滔议论起来之外，基本上，范达因相当遵守他传之推理史的二十诫律，包括他一生共计十二部的推理名著，书名朴实无华，全部题名为“XX杀人事件”，很显然是个严以责人但更苛以律己的诚实之人。

　　往下，阅读范达因的小说，将会是一趟纯净但有点辛苦的理性之旅，只有以聪明为乐的人得以居之，然而，正像柏拉图所说的，最美好的事物，只会在漫漫长路的末端显现。

　　§ 推理小说二十条守则

　　推理小说是一种智性游戏，更像一种竞赛，作者必须公平的和读者玩这场比赛，他必须在使用策略和诡计的同时，维持一定程度的诚实，绝不能过分到像玩桥牌时作弊一样。他必须以智取胜，透过精巧又不失诚实的设计引起读者兴趣。因此，写推理小说有着极其明确的守则存在，虽然是不成文的规定，但约束力十足，每一个受人尊敬或懂得自重的小说作者，都得服膺这些守则。

　　在此，特别列出这些理应称之为“诫律”的条文，一部分根据所有伟大的推理小说作家所遵行的原则，另一部分则来自所有诚实作家内心的信念，熔铸而成：

　　一、必须让读者拥有和侦探平等的机会解谜，所有线索都必须交代清楚。

　　二、除凶手对侦探所玩弄的必要犯罪技巧之外，不该刻意欺骗或以不正当诡计愚弄读者。

　　三、不可在故事中添加爱情成分，以免非理性的情绪干扰纯粹理性的推演。我们要的是将凶手送上正义的法庭，而不是将一对苦恋的情侣送上婚姻的圣坛。

　　四、侦探本人或警方搜查人员不可摇身变为凶手。如此等于拿一分钱铜板，说它是五元金币一样，这是不实的陈述。

　　五、控告凶手，必须通过逻辑推理，不可假借意外、巧合或没有合理动机的嫌犯自白。以后者的方式破案，无异是故意驱使读者到一个不可能找答案之处搜寻，等读者失败回来之后，才告诉他们答案从头到尾在你口袋之中，这样的作者，不会比一个笑匠好到哪儿去。

　　六、推理小说必须有侦探，侦探不侦查案情就不能称之为侦探。侦探的任务是搜集一切可能的线索，再根据这些线索找出那个故事一开始时犯下恶行的人。如果侦探不能经由线索的分析推演出最终结论，那就如同偷看算术课本书后解答的小学生一样，不算真正解决了谜题。

　　七、推理小说中通常会出现尸体，尸体所显露的疑点愈多愈妙。缺乏凶杀的犯罪太单薄，份量太不足了，为一桩如此平凡的犯罪写上三百页也未免太小题大作了。毕竟，读者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必须获得回馈。美国人本质上比较富于人性，因此，一桩凶狠的谋杀案会激起他们的报复之念和恐惧心理，他们希望杀人者受到法律制裁。所以，当一个“恶毒”的谋杀案发生时，再温厚的读者都会怀抱满腔正义热忱来追捕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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