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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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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追光牌汽车留在活动房屋集中地了。我现在的POV（军队里私人汽车的代号）是一辆福特牌小吨位运货卡车。实际上，它是为配合我所扮演的角色而准备的，里面全是放枪的架子，装饰着狗毛，后面放着一双流行的军用防水靴。 就这样，我驾车驶过了基地中心，几分钟就到了步兵训练大队的地盘。这里随处可见二战时期建的一些长长的木头营房，大都荒废了，看上去又黑又怪。冷战已经结束，部队虽没解散，但规模显然是缩小了。步兵、装甲兵和部队赖以生存的炮兵等作战部队削减得最厉害。但专与罪犯打交道的犯罪调查处却日益壮大起来。 好多年前，我还是个年轻的二等兵，先从哈德雷堡的高级步兵培训学校毕业，后来又分别在离这儿不远的本宁堡的空降兵学校和骑兵学校上过学，所以我就成了一个空降兵和骑手——一件终极武器、一台杀人机器、一个地位低下，瘦弱，将要在空中丧命的人。现在我已经开始衰老了，在犯罪调查处工作很合适。 时间又到了军队中称为破晓的时候了。佐治亚的天空变成了粉红色，空气非常潮湿，不难想象，又是一个90华氏度的大热天。我可以闻到潮湿的泥土味、松树的清香和附近军队餐厅飘出的咖啡香。 我把车停在旧军营指挥部前面的草坪上，看见肯特从他的草绿色小车里钻出来，便也从小货车里走出来。 肯特50岁左右，个子挺高，不胖不瘦，麻脸上长着亮而蓝的大眼睛。我前面已经说过，他这个人有时候很死板，不是太聪明，但工作效率相当高，也很卖力。他在军队的官职相当于地方的警长，指挥整个哈德雷堡的宪兵。因为他执行规定和章程太严，所以大家虽然不讨厌他，但谁也没把他当做最好的朋友。 肯特很威武，身穿宪兵司令的军装，头戴白色钢盔，腰间挂着白色手枪套，脚穿一双擦得锃亮的靴子。他告诉我：“我安排了6个宪兵守护现场，什么也没动过。” “这样很好。”我和肯特相识大约有10年之久了。尽管我来哈德雷堡办案只能一次见面一次，但我们的工作关系不错。肯特级别比我高，但只要我来这儿办案，就能接近他，实际上常给他带来一些麻烦。我曾经看过他在军事法庭作证的情景。作为一名证人，他具有原告所需要的一切素质：可信、符合逻辑、客观而有条理。但他也有处理不好的地方。他总感到原告会很高兴让他离开证人席。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太死板、太缺少人情味。军事法庭开庭时，通常让人都会对被告表示同情，至少表示点关心；而肯特却不是这样的人，他只关心谁是谁非。在哈德雷堡所有犯法的人都曾当众辱骂过他。实际上我见他笑过一次，那是当一个新兵因喝多了酒，恍惚中放火烧了一个废弃的营房，而被叛了10年徒刑的时候。法律毕竟是法律，像肯特这样冷漠无情的人从事法律工作也许是再合适不过了。所以，今天早晨发生的奸杀竟能使他震动，令我有些吃惊。我问他：“你通知坎贝尔将军了吗？” “没有。” “你最好亲自去他的寓所通知他。” 他淡漠地点了点头，脸色很难看。我猜想他已经到过现场了。我又一次郑重地告诉他：“你要是通知晚了，将军肯定饶不了你。” 他赶紧解释：“唉，直到我亲眼看见尸体，死者身份才被确认。我是说，我真的不忍心到他住所去告诉他，他的女儿——” “是谁认出死者的？” “一个叫圣·约翰的中士，是他发现了尸体。” “他认识她吗？” “案发前他们在一起值勤。” “噢，这么说，死者身份是确凿无疑了。你认识她吗？” “当然认识。是我确认她的身份的。” “其实，不用看身份识别牌，她军服上就有她的名字。” “啊，这些都不见了。” “不见了？” “是的……她的军装和身份名牌都被拿走了。” 对这类事情人们都很敏感，好像脑子里天生就存着这种材料，所以一听到这些证词，看了现场，他就会自问：“这些材料有什么不大对头吗？”于是我问肯特上校：“内衣内裤呢？” “什么？噢……在那儿……”他接着又说，“通常他们要拿走内衣内裤，对吗？这就怪了。” “圣·约翰中士是怀疑对象吗？” 肯特上校耸了耸肩说：“那就是你的任务了。” “啊，就凭圣·约翰这个名字，我们也得暂时把他列为可疑对象。”我对肯特上校说，“那边是我的连队呆过的地方，得尔塔连。” “我不知道你还当过步兵。” 我点了点头，说：“有时候我觉得步兵更好一些，因为步兵和别的兵种不一样，内部不出坏蛋。” “坏蛋就是坏蛋，”肯特告诉我，“部队就是部队，命令就是命令。” “是啊。”这话说出了军事观念的精华。军令如山，无须探究为什么，只许胜不许败，这一警句很适用于战斗和大多数军事形势。但犯罪调查处的工作只能例外了，因为犯罪调查处的最终目的是查清事实真相，而要做到这一点有时就不得不违背上级命令，自行决定。这样做就不能很好地适应部队的要求。部队认为自己是个大家庭，家庭成员都信奉“兄弟皆勇猛，姐妹均贤淑”的信条。 肯特上校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对我说：“我知道这个案子也许很复杂，不过也许不很复杂，也许是非军人干的，也许很快便可破获。” “噢，肯定是这样，比尔。我们两人的档案里都将会增加一封赞扬信，然后就是坎贝尔将军邀请我们赴鸡尾酒会了。” 肯特看上去满睑愁容，他说：“啊，坦白地说，我无法推卸责任，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职责，而你就不同了。只要你愿意，可以拍拍屁股一走了事，然后上级就会派另一个人来。现在你碰巧来到这儿，又碰巧是特别犯罪调查人员。我们从前合作过，我希望我们再次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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