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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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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啊,上帝啊,太可怕了……那真是一场悲剧啊!” “是的,长官。我能问您几句话吗?” “当然可以。啊……我曾是坎贝尔上尉的顶头上司。” “是的,长官,这我知道。上校,您现在是否方便到军官俱乐部来见我?请放心,不会超过10分钟的,除非您让我感兴趣,上校。” “这个……” “我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了。我至少要和她的上司谈谈。” “当然。在哪儿——?” “在小餐厅。我穿一件蓝色西装。谢谢您,上校。”我挂断了电话。多数美国人都知道如果他们不想和警方谈话就可以不谈,但他们对新闻界却不知为什么会觉得有一种义务而必须去谈。尽管如此,我今天大部分时间的身份是犯罪调查处的布伦纳,而现在要再隐瞒身份真令人难以忍受。 我又把那本米德兰的电话号码簿拿过来,仔细看了看,发现查尔斯·穆尔和安住在同一个花园公寓区。虽然维多利花园通常不是上校军官选择的住所,但这事也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也许因为他欠了债,也许他作为一名神经科医生,从不在乎在停车场碰到上尉和中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想住得离安·坎贝尔近些。 我快速记下了穆尔上校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然后拨通了辛西娅的电话。她刚进门。我对她说:“穆尔上校一会儿来见我们。记住我们是《军队时报》的记者。还有,看看能否在你那儿给我找个房间,因为现在亚德利肯定安排了人巡逻,我不能回‘低语松林’了。请你在陆军消费合作社下车,帮我买一支牙膏、一把刮胡刀,还有一条中号短裤、一双袜子。可能还要一件衬衫,15号领子。别忘了给你自己带双跑鞋,我们过会儿去射击场时好穿。再带只手电筒,好吗?辛西娅?喂?” 可能是线路接触不好吧。我挂断电话来到楼下的小餐厅。这儿虽然不像那间大餐厅那样正规,但却马上可以吃到东西。我要了一杯啤酒、一些土豆条和果仁,一边吃喝一边听着周围人的谈话。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安·坎贝尔,谈话的声音都压得很低,因为不管怎么说,这儿毕竟是军官俱乐部。米德兰的酒吧里肯定也正谈着同一个话题,只不过在那儿谈起来就可以放肆多了。 我看到一位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他穿着绿色带鹰形图案的上校军装,走进来朝着这间屋子四周看了一会儿。我观察了他足有一分钟,见没有一个人向他招手,也没有人和他讲话。显然,穆尔上校在这儿并不出名,也许是没有人缘。我站起来向他走去。他看到我勉强地笑了笑:“你就是布伦纳先生?” “是的,长官。”我们握了握手。穆尔上校的军装皱皱巴巴,而且做工很差。这也正是他所从事的那个特殊行业的一个标记。“谢谢您的光临。”我说。穆尔上校大约50岁,一头黑色鬈发,头发很长,看上去就像昨天才入伍的一个地方神经科医生。军队上的医生、律师、精神科医生、牙医都能使我产生浓厚的兴趣。不过,我始终搞不明白,他们是真的愿意穿那种粗制滥造的军服呢,还是他们真正是有献身精神的爱国主义者。我把他带到角落的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问他:“想喝点什么吗?” “是的。” 我示意一位女招待过来,穆尔上校要了一杯奶油雪利。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不怎么愉快的谈话。 穆尔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好像在猜度我的神经哪根出了毛病。为了不让他失望,我主动说:“听起来她好像是被一个心理变态的人杀的,可能是惯犯。” 他不愧是搞这一行的,马上把矛头对准了我:“你为什么这么说?” “只是贸然猜一下而已。” 他告诉我:“在这个地区还没发现类似的强奸和谋杀案。” “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发生在安·坎贝尔身上的事。” 确切地说,发生在安·坎贝尔身上的事情不该让这儿的人都知道,但军队是流言蜚语滋长的温床。因此,关于穆尔上校、福勒上校和坎贝尔将军都知道些什么,什么时候知道的,怎样知道的,你是无法猜到的。我问他:“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回答说:“当然她是遭强奸后被杀的,在射击场上。” 我拿出笔记本,呷了一口啤酒,说:“我刚从华盛顿过来,还没掌握多少资料。听说她被赤身裸体地捆在那儿?” 他考虑了一会儿,说:“这个你最好去问问那儿的宪兵。” “好吧。您做她的指挥官有多久了?” “从她来到哈德雷堡开始,大约在两年前。” “这么说您挺熟悉她了?” “是的。我们的学校很小,一共只有大约20名军官,另外30人是被派到此地服役的。” “明白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您感觉如何?” 他说:“我完全被惊呆了,直到现在我还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他又说了许多诸如此类的话。其实在我看来,他除了震惊以外也看不出别的什么感受来。我经常与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打交道,知道他们常在说着得体的话时做出一些不得体的事来。我相信职业和人的个性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在军队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说,步兵军官往往会有些孤僻、傲慢、自以为是。犯罪调查处的人都惯于骗人、冷嘲热讽,而且特别聪明。一般精神科医生大都选择与脑子出了毛病的人打交道的工作。这种工作虽然陈腐,还是有不少人愿意为之献身。查尔斯·穆尔是一个战争心理学专家,他的本行是把敌人本来健康的脑袋弄出毛病来。这和为细菌战制造麻疹菌的医生又有什么区别呢? 不管怎么说,查尔斯·穆尔在我看来就是不太正常。开始较短的一段时间,他似乎距我很远,而后突然莫名其妙地盯着我看了好半天,似乎要从我的脸上或心里看出些什么来。这使我很不舒服。他除了有些怪癖外,眼睛里还冒出一丝凶光——很深,很黑,很富有穿透力。他的声音也很特别,很慢,低沉,带点儿装出来的温和语气。估计他在学校教书时用的就是这种声音和语气。 我问他:“您在担任此职务之前就认识坎贝尔上尉吗?” “是的。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6年前,那时她正在布拉格堡多功能学校学习。我任她的教官。” “她刚在乔治敦读完了心理学硕士。”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像是我说了什么他认为我不知道的事,然后回答说:“我相信是这样。” “在布拉格堡时你们就在一起吗?” “我在学校——而她正在第4心理训练队。” “后来呢?” “后来就去了德国。我们差不多是同时到那儿的。再后来我们又回到了布拉格堡肯尼迪特种军事学校,在那儿当了一阵教官。之后我们被派到海湾去执行同样的任务,之后又去五角大楼。简单说来,两年前我们又一起来到了哈德雷堡。怎么,难道这些都有必要讲吗?” “您在哈德雷堡都做些什么,上校?” “这是保密的。” “噢。”我边记边点了点头。两个人能这么久在一起执行任务确是不常见的,尤其是在战争心理学这一特殊领域。就我所知,在部队里,即使夫妻俩也没有他们这样的好运气。比如说可怜的辛西娅吧,她当时虽然没和特种部队的那个家伙结婚,但已经和他订了婚。辛西娅被派到布鲁塞尔,他却被派往巴拿马运河区。我对穆尔上校说:“你们的工作关系很不错嘛。” “是的。坎贝尔上尉非常聪明能干,有追求,能言善辩,而且值得信赖。” 听起来好像是他每半年在她的工作总结上写的评语。显然,他们很合得来。我问他:“她算是你的‘被保护人’吗?” 他瞪了我一眼,似乎想到了我用这个法语词会让人联想到另一个词“情妇”或者其他更肮脏的外来词。他回答说:“她是我的下级。” “对。”我把他的话归在我早已拟好的“废话栏”中。“您认识她的父亲吗?” “是的,不过不太熟悉。” “来哈德雷堡之前您见过他吗?” “是的,偶尔能见到。我们在海湾时见过他几次。” “我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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